第一章 辛亥革命后衡阳的社会状况

第  一  编 

建立地方组织

发动群众斗争

（1921年7月－1923年6月）

第一章  辛亥革命后衡阳的社会状况

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最后时期，其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政治矛盾、经济矛盾都处在尖锐的对立状态中，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对社会的控制和制约已经力不从心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非常活跃，特别是那些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从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立场出发，纷纷探寻救国拯民济世之道。五四运动的爆发集中地体现了社会的本质要求。五四运动给国人以极大的警醒，对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犹如一剂强心针，激起他们强烈的救世图存的信心和壮志，促使他们纷纷投入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来。他们的积极活动，犹如在广阔的天地里播下了火种，在中国的大地上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

衡阳在全国是较早燃起革命烈火的地区之一，是湘南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策源地和大本营。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最早成立的中共地方组织之一。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衡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衡阳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共衡阳地方组织成立以后，就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同地方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以后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一、辛亥革命后衡阳的政治形势

辛亥革命是２０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更具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促进了广大民众的觉醒，加快了思想解放的进程，激励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解放富强而奋斗的决心。但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即被北洋军阀所窃取，致使苦难的中国重又陷入漫长的黑暗之中。

辛亥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军阀蜂起，竞相争夺地盘，彼此之间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无休无止的争夺和混战。军阀混战致使地方政权频繁更迭，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停滞不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之完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加剧，对老百姓实行残暴统治。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南的新军军官焦达峰、陈作新等旋即响应起义，衡阳亦跟随起事。但是，长沙起义所产生的革命政权仅存１０余天，即因正副都督遇害，而使革命政权落入军阀谭延闿之手。其后，省政权在谭延闿、陈宦、汤芗铭、傅良佐、程潜、周肇祥、张敬尧、吴佩孚、谭浩明、赵恒惕等各路军阀的股玩之下频繁更替。同时，为扩大地盘和壮大各自的实力，他们纷纷扩充军备，大肆派其爪牙到各地充任地方长官。衡阳就是在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之下受到各路军阀拉锯式的残酷统治。

武昌起义成功之后，衡阳、清泉两县数万群众在其高昂的革命精神鼓舞之下，亦于１０月３１日举行起义，数万人集聚衡州府衙，捣毁府县衙门，使得衡州知府，衡阳、清泉两县知县挂冠而去。衡阳境内其余各县继衡、清之举，逐去知县及一切官吏，结束了清王朝在衡阳的统治。

自此之后，各路军阀相继进入衡阳，成为湖南各路军阀拉锯式统治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袁世凯上台复辟，实行帝制，衡阳人李国柱在衡集合数百人，以梭标、鸟铳做武器，发动武装起义，反对袁的统治。袁的心腹、湖南督军汤芗铭亲率部卒入衡围剿，致使起义失败。同年，省府将衡永郴桂道改为衡阳道，辖衡阳、零陵、衡山、东安、道县、江华、宜章、桂阳、新田、嘉禾等２４县。１９１６年５月，中华革命党人刘重、孙兴组成的护国军５００多人自湘乡县城和永丰镇进入衡山，衡山知县被迫宣布独立，实行割据统治。统治衡州道的倪嗣冲的安武军退出衡阳。黄维汉接替其后，自称护国军第三军司令，占据衡阳，并宣布独立。在谭延闿的请求下，广西督军谭浩明遂派桂军进入衡阳，迫使皖军倪毓芬北退。

９月１８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任省督军的傅良佐明令已被免职但仍驻扎在衡阳的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布衡阳独立。１０月，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又在衡阳成立，推举程潜为总司令统领湘南。护法战争期间，南北两军在湖南的混战常以衡阳、衡山、耒阳为主要的拉锯式战场。南军发出护法宣言，称衡永独立，宣布湘南２４县为戒严区。而北军傅部则称衡阳、衡山和耒阳一线为交战区，并发出布告称：“因交战需要，应予破坏、烧毁人民之动产、不动产”。“不论昼夜，得侵入家宅、建筑物、船舶中检查”。因此，南北两军就经常在衡阳、衡山、耒阳一线展开激战。双方壕坑对垒，反复冲杀，致使沿路许许多多的无辜平民惨遭杀戮。

１９１８年４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率部攻陷衡山，接着克复衡阳，程潜退出衡阳并急调永兴、郴州之兵赶赴耒阳，自任前敌督战总司令，以抵抗吴之进剿。吴佩孚闻讯，亦亲自上阵督战。５月初，湘军败退，耒阳旋即为吴军所陷。吴为了保存实力，加之广大民众息兵厌战情绪高涨，遂与湘军达成停战协议，衡阳各界人士召开息兵罢战大会，吴佩孚派员参加，表示支持。遂请南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赵春霆、张宗昌等２９人在衡阳开会，达成协议，吴军退驻衡山。湘军第一军赵恒惕部进驻衡阳。此后，吴佩孚、谭延闿、赵恒惕、张敬尧、唐生智等南北军阀在湖南展开混战，衡阳是其重要的争夺控制权的地区之一。衡阳民众因此而饱受军阀混战之苦，惨遭兵祸搜刮之痛。各路军阀在其统治期间无恶不作。在经济上加紧对民众的疯狂掠夺，在政治上剥夺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实行残酷镇压，在文化思想上，尊孔复古，推残教育文化事业。南北军阀在衡阳的混战，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残酷的统治和掠夺，给衡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湘报》报道：“长、衡等府，被旱较甚，地方久已咽糠茹草，至有饿毖及自尽者”。《湘报》这样描述了军阀逐年的战祸给衡阳地区带来的惨状：“岁余以来，南北五陷五复，往来十荡十决。战火所及，血肉横飞；戎马一经，闾里皆墟，商业凋残，士民流离，田园荒芜，学校蔓草。”其惨状不忍目睹。

地方实力派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剥削和压迫日深。由于南北军阀连年混战，军需猛增，加之一些地方实力派与之紧密勾结，民脂民膏被搜刮殆尽。花样翻新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在帝国主义加剧侵略中国的同时，封建地主阶级也日益加重了对民众的剥削。农民交纳的地租除沿袭明代的“定租”、“分租”制和无偿为地主服劳役以外，又增加了“押租”剥削。特别是在军阀赵恒惕、张敬尧驻军统治衡阳时期，更是预征田赋，加厘设卡，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巧取豪夺。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６年湖南全省每年的财政收入就达银元１３００多万元，比之清朝末年增加了２００－３００万元，其所增部分全是通过搜刮民脂民膏所得。张敬尧督湘后，这种掠夺就更为疯狂而残酷，桂系军阀败退广西时，将湖南的银行抢劫一空。而张敬尧借口整顿金融秩序，开办裕湘银行，大量发行“有奖惠民券”，将民众的大量现金刮入私囊，并强夺民众良田。

地方豪绅不但在经济上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而且在政治上实行疯狂的打击和压迫。地方实力派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亦大有割据统治之势。对一些已经难于负担的苛捐杂税实行“实力催征，提前赶解，以济要需”。从州、府、县衙门到乡里豪绅宅第，均设有监狱或者变相的牢房，对那些一时无力缴纳苛捐杂税者和没有投入差徭者，随意加上“匪盗”、“奸民”、“暴民”等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牢。其时“一囚五死……一人受押，凡随身之物，一钱尺布，搜刮净尽，擅用非刑，恣其凌虐。”对人民的种种酷刑有所谓的“施榨方”、“吊半边猪”、“扳罾”、“倒扳罾”、“烟熏火炙”、“采刺筒”、“鹰衔鸡”、“打地雷”、“猴儿偷桃”等等。

衡阳社会状况在这样一首民谣中得到了本质的反映，“白骨森森泪成河，衡州处处孤儿多，野老吞声忆故亲，游魂漂漂有任何”。据《大公报》报道：辛亥革命后的衡阳大地是洪水横流，酿成巨灾，数百里间，汪洋一遍。沿岸上下，居民生命财产付之一洗，死者三四万人，受灾者三四十万人。“衡阳等县山洪为灾，饿殍载道，尸骸遍野。雨晴不时又遭虫灾。有将三五岁小孩忍心抛弃，幼儿饿极辄取街上粪渣食之，至于卖儿鬻女之事，更为常见”。衡阳民众在经济上受尽剥削，政治上遭受压迫，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洗劫，广大民众已是家徒四壁，食无隔夜之粮，出无遮体之衣，夜宿无处，生存无望，生活在极度的水深火热之中。

帝国主义从广州、武汉两地南北夹击衡阳，侵略日益加深。衡阳地处湘南，属于广州、武汉之间的重要地区之一。当帝国主义列强侵占广州、武汉并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特权开通为商埠之后，他们的魔爪就开始直接伸进了衡阳。鸦片战争后，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以传教的名义大肆派遣传教士来衡阳，名为传教，实际上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他们在衡阳无恶不作，激起衡阳民众的多次强烈反抗。最著名的是衡阳历史上的两次“衡州教案”。１８６２年，衡阳、清泉县民众因不满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一举焚毁了在衡的天主教堂，捣毁育婴堂、修道院、药械房，并发布文告禁止收容传教士。意大利传教士被迫逃往汉口。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将衡、清两知县革职，并诏令衡州府修复所有被焚教堂，赔偿一切损失。民众震怒，具状于衡州府。知府吴文琛具疏请严禁邪教，并拒修教堂，因而遭到革职。后任知府屈于压力筹资重建了天主教堂，并赔款白银５０００两，了结此案。

１８９２年，罗马教皇在衡阳设立湘南教区。意大利传教士任德高、董哲西借口兴建教堂，企图强占衡州城江东岸赖子石大片土地，并强迫数十户农民、渔民、船民搬离家园。广大民众奋起与其争斗，反被诬为“妨碍宣教，侮辱圣母”。清泉县知县将数十人拘于狱中。随后，传教士又诱奸女教徒，白日于江边裸淫，激起民众更大愤怒。８月２４日，衡州府百姓怒捣福音堂。次日中午，又有２万余民众涌向黄沙湾天主教堂，打死企图据钟楼开枪射击老百姓的传教士董哲西，救出在育英堂备受虐待的２００多名女孩。８月２８日，又打死从耒阳赶回衡州增援的意大利主教范怀德和神甫安守仁。衡州府城的所有教堂、育婴堂全被焚毁。事发后，湖南巡抚和衡州知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赔偿教会白银１．６万两，惩办反教首领，革职衡州知府及兵备道之职，并永不叙用，还停止衡州文武科考五年。致使衡州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情士气受到沉重打击。

辛亥革命后的数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深入到衡阳的方方面面。

在经济上对衡阳进行疯狂掠夺。首先，帝国主义利用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取得的特权大肆倾销其商品，广设商业机构及其经销处、商店、货栈、码头、趸船、仓库、代办所等商品运输、仓储、装卸、销售等成龙配套的庞大销售网络，操纵着衡阳的商品市场。帝国主义通过其代理人在衡阳广泛销售纺织、香烟、食糖、火柴、煤油等日常消费品。其次是大量廉价收购衡阳的锑、铅、锌、锡等矿产资源以及粮食、茶叶、烟叶等农副产品。衡阳水口山生产的各种矿砂几乎为各帝国主义所操纵和控制。此外，各帝国列强还在衡阳开矿办厂，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办法，乱挖乱采，极大地破坏了衡阳的矿产资源。

在经济上掠夺的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在精神、文化、思想领域的侵略也日益严重。当年，英、美、法、德、意、日、葡、西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以派传教士为名，来华从事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辛亥革命后的数年中，在衡传教士及其从事宗教活动者达百余人。此外，还有一批打着从事文化教育旗号的帝国主义分子也在衡阳纷纷开办学校和医院，实际上是专门从事思想文化侵略和搜集情报、奴役民众的罪恶活动。１９０５年，英国伦敦教会就在城南创办了“仁济医院”（今衡阳市中心医院）。

当时，各帝国主义列强在衡办的企业、医院、学校和教会共１２９处。坐落于衡阳市耒河口的美孚石油公司是其中规模较大的帝国主义在衡阳办的企业之一。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加之军阀政府苛索日甚，以及地方豪绅的疯狂搜刮，致使广大民众日益贫困，经济凋弊，工业发展缓慢，农业停滞萎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裹足不前，使衡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广大民众的反抗情绪愈来愈烈，革命因素不断增长。由于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以及地主豪绅的狂征暴敛，致使本来就已经加剧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更为激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早在辛亥革命前，衡阳就发生过多次反抗清政府，反抗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１８５３年，衡山草市的刘厚积率领鉚河一带的民众揭竿而起，打出反清旗帜，袭击清兵，反抗贪官污吏，打击豪绅地主，劫富济贫。１８９９年衡东人士向道龙不堪官府压迫，聚众起事反清，威振海内，清派重兵讨之，被杀后国民政府追谥其为“大汉右将军”。衡阳县人王甲因不满清政府压迫，聚众起事烧毁了渣江丞署，带领民众占领了洪罗庙一带。辛亥革命期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衡阳人民革命意志十分强烈，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极为高涨，仅衡阳县渣江、洪罗庙一带有姓名可查，在境内外参加辛亥革命且功勋卓著者就达１５人之多。

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衡阳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首先，最为突出的是新生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衡阳的工人阶级队伍是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１８９６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请清廷设立水口山矿务局，将水口山收归官办，有工人３０００多人，是为衡阳乃至湖南历史上最早的一代产业工人。此后，省府又在东阳渡设立军械局和兵工厂。到五四运动前夕，官办和民营的工矿企业工人共有１．１万多人。加上码头工人、商店店员、人力车夫等手工业工人，工人队伍则更为庞大。现代产业工人一经出现，就以一种新的姿态挺立历史潮头。１９１６年，衡阳界牌瓷泥工人１５００多人举行罢工。为首者刘云柏、曾正生以“煽动罢工罪”被捕。广大工人赴县衙请愿，迫使县衙释放两人，要求增加６０％的工资得到解决后而复工。１９１７年水口山矿敲砂工、淀砂工１０００多人为抗议矿局压低工人红奖举行罢工。当晚一矿区压死窿工一人，数百工人又抬尸怒砸矿局。最终矿局被迫给工人加发红奖１０００银元，死者给抚恤金５０银元而取得罢工胜利。

其次，民众的革命觉悟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下有了长足的提高。辛亥革命失败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利用腐朽的封建思想，力求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其反动统治。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者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向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宣战。衡阳是这场新文化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衡阳民众的思想意识受到了一次深深的振动，对于要推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认识更为明确和强烈。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衡阳拥有着众多的读者。这场运动对衡阳的进步青年和文化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衡阳的一些革命团体也应运而生。在武汉求学的衡南学生廖焕星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利用寒暑假的机会，回乡联络进步人士，以“革新风俗，改造社会”为宗旨，组织“新城端风团”，是为在衡阳诞生的第一个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革命团体。此后，各种各样的革命社团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历史已经证明，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功绩在于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的民众心目中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觉悟和民众的民主要求，加速了民众的思想解放的进程，激起了广大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的热情。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取而代之。由于未能从根本上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反而使其封建统治不断地加深和恶化，使中国社会重新陷入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经济文化事业遭到极大破坏，广大民众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更为猛烈的革命风暴已经在孕育之中了。

二、 辛亥革命后衡阳的经济状况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辛亥革命后的衡阳经济状况日趋凋敝，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进一步加剧，农村土地兼并日益加深，地租剥削日趋严重。军阀官僚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一时期，衡阳的近代工业在艰难中开始萌芽，但是并没有给衡阳的经济发展带来变化和影响。总之，辛亥革命后的衡阳经济处于极度凋敝的状态，这就为后来孕育革命提供了契机和条件。衡阳经济的日趋凋敝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

土地兼并日益加深。衡阳一直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村经济占到全部经济总量的８０％－９０％以上。农村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大部分，而且绝大部分人集居于农村。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但是，在经济基础上并没有动摇和触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制度，反而促使地主阶级与高利贷资本的进一步结合，加之封建军阀与侵华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使其对农村土地的兼并和掠夺日益加深，使许多自耕农和个别中小地主都失去了土地，大批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被迫丧失仅有的一点土地而沦为佃农和雇农。是时，以镇压四川、甘肃捻军和少数民族起义的衡山?穴今衡东?雪人李辉武，在任甘肃提督后，用巧取豪夺的大量金钱在家乡衡岳等地兼并土地达４２００多亩。曾国藩的女婿是衡山人，曾任过上海道台及浙江和江苏巡抚，用在上海经营华新（又称恒丰）纺织新局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在各地领垦和收买占有湖田５万多亩，同时在家乡衡山还占有大量土地，拥有佃户３０００多户，年收租谷六万多石。辛亥革命后期兴起的新军阀赵恒惕则在老家衡山大量屯积兼并土地，他一家便在岳北拥有水田８００多亩，还有湖田千余亩。只占岳北总人口５％的官僚、土豪、士绅，霸占了整个岳北４０％的水田。衡阳的大地主程商霖，曾任淮海海关盐务总督，辞官回到家乡后，用当官时贪污的巨额盐款，在樟木寺西林冲霸占良田山土４０００多亩。后来在冲里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有３８０多间房子的程公馆“凤山庄”，并且在衡阳城里建有房屋１０００多间，拥有奴婢佣人达６０多人。官僚、军阀、大地主、大商人竞相兼并及巧取豪夺农村土地已经蔚成风气，致使不到农村人口１０％左右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８０％，而占到人口９０％的广大农民却只拥有不到２０％左右的土地。

因此，祖祖辈辈依靠土地谋生的贫苦农民过的只能是一种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土地兼并日益加深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那些大地主、大商人、官僚豪绅、封建军阀凭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保障采用多种手段对贫苦农民实施更为残酷的剥削。首先是加重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地租是在封建土地制度下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地主剥削农民的一种主要手段，分为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一般的以实物地租为主。衡阳地区的地租率在辛亥革命前一般为东佃对半，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夕逐渐加重，增加到东六佃四，甚至东七佃三。其次是提前收取押租。农民要租种地主的土地，佃户就必须先要向地主交纳押金。押租的数量大约相当于一年的地租，多的甚至达到或超过土地本身的价格。如果佃户因天灾人祸不能按时交租时，地主就可以从押租中扣除，并逼迫佃户退田另租，农民就此失业变为无业游民。押租剥削减少了地主收取地租的风险，却大大加重了农民佃租的成本。不少农民往往因此而变得一贫如洗，被迫离乡背井，讨饭逃荒。

高利贷盘剥日益加剧。由于土地兼并加深，土地高度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却越来越多，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农民失去土地等于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只有靠借贷度日。借贷分为实物借贷和货币借贷，以实物主要是谷物借贷为主。借者众，贷者寡，地主以此加重盘剥。衡阳地方流行的是“双开利”和“八斗九年三十石”等重利盘剥。衡阳县金兰乡地主黄庆轩，用“加五”方式放贷，借一石谷在一年内就要还一石五斗，再逐年累计，利上滚利。农民租种他家的土地，还要额外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向他家“朝贡”，送上鸡、鸭、鱼、肉、时新果蔬等食品。否则，就收回租田。由于高利贷巨额利润的驱动，使城里的商业资本也流向农村与地主进一步勾结，造成了商业资本与地主结合在一起严重盘剥农民的严重局面。这样的结果，一是使地主操纵农产品价格，屯积居奇。趁农民秋收后贱价收购谷物，到来年青黄不接时，再高价售出。二是大秤购进小秤卖出。三是以极低价格预收稻谷，倒卖青苗。这样，农民就受到了城市商业资本和地主的双重剥削，并日甚一日。

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日益贫困。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军需陡增，私欲膨胀，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滥发纸币成了各路军阀掠夺人民的残酷手段。在张敬尧、谭延闿督湘时期，湖南银行临时发行的铜元票，１９１２年发行１１００万元，而到１９１８年突然猛增到年发行达７１００多万元。衡阳一直是湖南人口较多的地区之一，所占份额之多是肯定的。因为滥发纸币，致使农民本来就非常少的财产更加快速地向那些地主、军阀、官僚、商人的口袋集中。致使货币严重贬值，以致物价飞涨，商业凋敝，生产停滞，市场萧条。这样，使广大农民手中持有的纸币形同废纸，农产品被贱卖，衡阳地区需要十块光洋才能买一石谷物，七八斗大米才能换一斤食盐。使农民生活陷于更加贫困苦难的境地。衡阳县（今衡南县）接观乡农民谢希金因生活所逼，被迫将自己的女儿卖出，换取了两斗米，还不够半斤盐钱。有一佃户黄易龙，租佃了衡阳县金兰乡黄庆轩的土地，由于天灾谷物减产，先一年欠了他两石稻谷，至次年就逼迫黄易龙还五石稻谷。当年恰逢旱灾，农作物颗粒无收，黄易龙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便自缢身亡。像黄易龙这样在当地被逼租而死亡的佃农达２０多人。整个衡阳地区，由于地主逼租而死亡的佃农无以计数。

总之，衡阳地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生产资料和资金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以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由于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无度搜刮，帝国主义疯狂的殖民掠夺，使广大的农民即便在正常年景下也只能勉强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一遇水涝干旱和军阀混战等天灾人祸，更是大批破产流亡，在死亡线上挣扎。农业生产的凋敝状况严重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代工业开始萌芽，在艰难中起步。衡阳城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为湘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商业中心。从夏、商、周时期开始，境内就出现了手工工匠，继而有了手工作坊。境内手工业自此逐渐发达，涉及到建筑、运输、酿酒、造纸、民船、人力车、理发、屠宰、铸铁、冶炼、陶瓷、采矿等２０多个行业。手工业的兴旺发达为日后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条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快速变化，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是发生了新的若干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近代工业开始萌芽，在艰难中慢慢发展起来了。衡阳地区的近代工业的主要成份是民族资本兴办起来的企业，少部分是外国在衡资本办起来的近代工业企业。衡阳最早的上规模的企业是清朝末期创办的水口山铅锌矿，这是湖南省办得最早、规模最大的官办有色金属企业。而在城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企业是１９１７年由省政府拔款７０万银元创办的东阳渡兵工厂，并在衡阳设立军械局。此后，带有近代工业性质的工业企业曾一度兴盛起来，衡阳在辛亥革命后兴办的近代工业企业有上百家之多。这些近代工业的创办虽然在经济上没有起到振兴民族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在这些工业企业里却产生了衡阳历史上乃至在湖南都是最早的一代产业工人，促进了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可以说他们是衡阳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他们的出现，引起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为衡阳成为湘南革命的中心奠定了基础条件。

三、 衡阳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早期斗争

衡阳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衡阳近代工业的发展而诞生并逐步成长起来的。辛亥革命后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帝国主义为争夺在衡阳的经济利益而扩大的投资资本增加，使得在衡阳境内的带有近代工业性质的工业企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样，衡阳的工人阶级队伍就较快地壮大起来，并且在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引导和影响之下，开始了早期的带有自发的不自觉的与封建主义把头和帝国主义在华走狗的斗争。

近代工业在衡阳出现以前，衡阳的日用品主要依靠本地的手工工场和作坊生产出来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清末民初衡阳境内的手工业开始由单个的个体生产发展到手工业者联合生产，出现了行业性的手工工场和规模较大的手工作坊。衡阳城区由于历来是府、县治所在地，地理环境优越，原来散处于农村各地的一些境内外的手工业户，陆续移居城内设场开业，逐渐发展成为衡阳境内的手工业中心。全境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工人共有２．３万多人。而在城区就有手工业作坊２８０多家，手工业工人就有６６００多人。衡阳、衡山、常宁、耒阳、祁阳等地的手工业尤其发达。衡阳在手工业兴旺发达的同时，采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也发展起来。在清末兴办起来的官办水口山铅锌矿在１９０９年扩建之后，成为全国第一家重力选矿企业，１９１７年又扩建了重力选矿厂，其设备之先进完整，规模之宏大兴盛，居是时国内之首。在矿的工人一时达到３６００多人。加上输头山煤矿的工人１８００多人和东阳渡兵工厂的１８００多名工人，三个企业共有工人７２００多人，这一部分工人构成了衡阳地区最早的一支产业工人队伍。他们是衡阳的第一代无产阶级。

此时，民族资本兴办的私人工业企业亦同步兴起。衡阳商人李俊卿、陈汝伯等人集资创办了衡阳泰州电灯公司，长沙人黄金田等人在衡阳成立了成顺公司，在常宁西岭一带创办北窿矿?熏以后又相继创办了棕窿、鼎新窿等五个用半机械化开采锡、铜的矿山，共有矿工３０００来人。此时，私营近代工业企业工人达到将近４０００人。此后，由于衡阳铁路、水运、银行、教育、造纸、商业等行业的兴起，总计起来，这一时期衡阳的产业工人已有５．６万多人。

衡阳工人队伍的不断扩大，为开展进步的正义斗争积蓄了力量。衡阳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基本上处于自发的阶段。多为争取经济利益和生存条件以及对侵华各帝国主义者的民族仇恨而展开的斗争。清朝末期，广西太平军起义，衡阳许许多多的手工业工人就参加了这一起义，当太平军攻入衡州时，衡阳船工陈忠德率领数十条民船和数百船工为太平军建立起一支水军，在太平军攻打岳州大败曾国藩的湘军时发挥了重大作用。耒阳、常宁等地的６０００多名煤炭工人还为太平军建立了一支“土营”军，随太平军一道攻城略地。

当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来到衡阳以传教之名行经济文化侵略之实的时候，衡阳的手工业工人就纷纷起来开展反对洋教的斗争。是时，西班牙主教方来远闯入衡阳，强买土地，霸占民房，无恶不作，建教堂、医院，开学校、育婴堂，扩大在衡阳的经济文化侵略据点。由于方来远极力庇护其收罗的恶教徒姜道明无故打死码头工人的六岁儿子，并将半死的小孩残酷地丢进其母棺内陪葬的罪行，就很快激起衡阳民众的公愤，衡阳各业工人就此开展了广泛的斗争。衡阳码头工人立即组织起来赴清泉县衙请愿，衡阳宝华书局一周姓木刻工人极为痛恨洋教，利用空闲时间将康熙禁教《圣谕》刻印数百份散发到大街小巷张贴，揭发洋教在衡阳的种种罪行，激起城内各业工人和民众纷纷起来参加反洋教的斗争。并向全国发出讨伐洋教的《衡人檄文》，历诉洋教在衡罪行：“外国侵略者，狼心叵测，欲壑难填，假借传教之名，进行侵略之实。天主教当日传之非州，而非州为其所屠；行之印度，而印度为其所并；自鸦片战争以来，蹂躏中国沿海各省，现又侵入天津、攻陷北京。凡我士农工商，拨剑同仇，一致抵抗外国侵略者，并限令教徒从速自新，否则立即予以制裁。”此檄文发往全国各地之后，引起巨大反响。北京、湘潭、长沙、南昌、进贤等地纷纷掀起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驱逐当地传教士和恶教徒。此后不久，衡阳又发生了第二次反洋教运动，史称“衡州教案”。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衡阳后，码头工人、船工、泥木工人数百人在衡阳同盟会员周果一的领导下，也揭竿起义，活捉衡阳、清泉两县知县，杀了当地的狱官和狱卒，释放狱中会党成员，镇压了地保团总，衡阳光复。在维护自己经济权益的斗争中，衡阳工人阶级与业主、资本家展开了许许多多的斗争。比较著名的有耒阳矿工反对奴役的斗争和界牌瓷泥工人为改善生活条件和待遇举行的罢工斗争，以及水口山工人闹红奖的斗争。衡阳工人阶级的成长，推动了斗争的深入。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又使工人队伍进一步的成长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