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沁日事变与大革命在衡阳的失败

工农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不但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利益，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剥夺了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国民党右派分子和旧政府的反动官吏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暗中纠集起来，以蒋介石集团为总代表的反动势力，开始疯狂地反扑工农群众，破坏革命。侵华帝国主义列强也开始以武力干涉甚至帮助蒋介石集团镇压中国革命。至此，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走向失败。

从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提出“国共合作”这一重大方针时起，这场以工农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历时四年之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左派及其集合于旗帜之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的一场大搏斗。在这场大搏斗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作出了最惨痛的牺牲。

一、 工农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在剧变中的较量

衡阳工农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打击了土豪劣绅、地主、国民党右派，旧官僚、军阀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势，他们为了保住自身的既得利益，便暗中纠集起来，疯狂地对大革命运动进行反扑，大肆进行破坏。

衡阳、衡山、耒阳、常宁、祁阳等地就先后出现反动的“左社”以及由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旧官僚和地主豪绅纠合组成的“白化党”、“保产党”、“乡民联合会”等反动组织。他们散布谣言，捣乱冲击农会，甚至杀害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制造叛乱事件。

１９２７年３月底到４月初，衡山县草市单姓氏族的土豪劣绅，就组织了“保产会”组织，进行叛乱，公然“唆合单姓族农民屠杀农协执委及会员多人，生埋活葬，备极残酷”（《中央日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１日报道）。耒阳县以大土豪邓寿南为首纠集坛下乡一带的土豪劣绅４０多人开会密谋叛乱。他们重建了一支地主武装，大肆杀害农运积极分子。

衡阳县反动军官刘笠僧由广西军阀派遣回乡积极筹备组织“白化党”，到处购买枪支，准备叛乱，恣意扬言，“先杀共产党，后杀附共份子”。祁阳县反动势力组织起一支５０多人的地主武装“民团”，冲击当地农会，并组织武装侵扰常宁县洋泉等地的基层农会。一时间，衡阳各地的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妄图在一夜之间扼杀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

针对反动势力对工农革命的破坏，中共衡阳地方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工会中的工农群众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衡阳各县农协、工会根据省党部的相关规定，相继建立起惩治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以县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为主力军，与区乡农民自卫军相结合，打击取缔土豪劣绅组织起来的反动组织，逮捕惩办首恶份子。衡山县反动分子刘岳峙等为首成立的“左社”，在衡山无恶不作，民众深受其害。被省党部取缔后，衡山县的数千工农群众集会游行，声讨“左社”的罪行，并将“左社”在衡山的爪牙欧雨初等逮捕送省惩办。县农协委员长刘爱农率农民自卫军开赴草市，会同安仁、攸县农民自卫军平息了当地的土豪叛乱，铲除了所谓的“保产农会”，逮捕处决了单化民、单姬南等首恶分子。衡阳县农会摧毁了刘笠僧等组织的“白化党”，首恶刘笠僧等被处决。耒阳农会由刘霞、徐鹤率自卫军先后摧毁了上堡盐局、东湾刘家祠、坛下曾家洲等地的地主武装据点，平息了叛乱。常宁县特别法庭建立以后，公开审判不法豪绅地主１２人，给反动势力以极大的威慑，县农会执行委员吴谦率农民自卫军一举围剿侵扰洋泉农会的祁阳县民团武装。常宁官庄土豪谷玉衡，又名谷剥皮。眼看乡农民协会就要对自己动手了，便暗地收买唆使两个谷姓老实农民出面组织起假农会——官庄农友会，并散布“谷老爷倡议精诚合作，振兴官庄”等鬼话，妄图以之与农民协会相抗衡，农民协会委员长便带领农民抄了谷玉衡的家，砸烂了这个假农会。谷告到县府，得到袒护，之后农会会员５００多人集中赴县围攻县署，迫使国民党右派县长下令解散官庄农友会。谷玉衡后来被农会枪决。祁阳特支负责人王一分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公开身份，处决首恶分子，在全县清洗反动势力，大快人心。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针对地方反动势力对革命的反扑和破坏，虽然尽最大努力组织了有力的打击，但是，由于时局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的更为凶猛的反动势力对工农革命的反扑和破坏已经迫在眉睫，在所难免了。

二、 沁日事变

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顺利发展，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代表蒋介石，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反革命目的，竟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加速同帝国主义、豪绅买办阶级的勾结，分裂国共合作，镇压革命运动，掀起反共高潮，一手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６日，蒋介石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惨案之后，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亲自部署反革命政变行动。４月１２日凌晨，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流氓武装从租界冲出，向分别驻在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蒋介石派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调解为名，强迫工人纠察队缴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于先一天被杜月笙骗去，秘密杀害。１３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１０万人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至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用机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１００多人，伤者不计其数。随后立即在上海全城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天之内，有３００多人被杀，５００多人被捕，５０００多人失踪，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由蒋介石血腥制造而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一反革命政变的发生，给全国反动势力以极大的鼓舞。不久，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等省的国民党右派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白色恐怖迅速笼罩全国。

湖南在军阀何键及反动政客、省军事厅长兼代省主席张翼鹏的统一策划下，步蒋后尘，由许克祥充当急先锋，于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１日晚，发动了湖南的反革命政变。参加这一政变的除许克祥的独立第三十三团以外，还有陶柳的第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部队，王东原的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及其他叛军。他们分兵向长沙各革命机关发动突然袭击。袭击的重点是省农协、省党校、省农运讲习所、省工运讲习所、省农协政治训练班、省工运训练班、省总工会、长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等革命机关团体。晚上１１时左右，全城枪声大作，弹光密曳，喊声四起。许多共产党人被捕，惨遭杀害。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各革命学校及训练班的学生与叛军激战，伤亡很大，仅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即达１００余人，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倒在血泊中。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各个革命机关团体及学校捣毁殆尽。长沙全城一片腥风血雨，这就是震惊湖南的“马日事变”。

长沙事发当晚，省农讲所周奇连夜步行赶回衡阳，向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报告了这一情况。陈佑魁立即在衡阳总工会召开湘南持委紧急会议，商讨应对策略。会上，屈淼澄提议，将农民自卫队、工人纠察队、巡逻总队带出衡阳，开到广东或广西边境待命。罗子平也极力赞成这一主张。但是，陈佑魁以“无上级指示”为由拒绝接受这一正确意见而作罢。会议最后经研究决定采取一些其它应急措施，决定一部分革命机关团体立即从城内撤退，分散隐蔽到四乡农村，努力扩大巩固农村阵地。衡阳地方执委、县农协、工会等机关的同志一律分散，化整为零向农村隐蔽。其具体安排是：罗子平、陈文俊等去南乡与水口山、耒阳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萧觉先、戴今吾等去北乡与衡山党组织联系；其余的同志在西乡的西渡集中待命；城内以邓牧良的家即潇湘门河街８５号为通讯处；没有色彩即未公开的党员及革命骨干，在陈佑魁的领导下，仍留在城内搞情报工作。

５月２４日，衡阳的国民党右派紧步许克祥后尘，由县长徐方济出面，在怡园酒家宴请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劝说共产党员放弃阶级斗争，停止工农革命运动，遭到罗子平等与会中共党员的痛斥。随后、驻衡湘军第三团团长俞业裕于２５日宣布成立衡阳警备司令部，并自封为警备司令。同时成立所谓“戒严司令部”，还假意宣布罗子平、陈佑魁等人为“部长”、“委员”，妄图控制、拉拢革命者，陈佑魁、罗子平等洞悉其奸，拒绝就职。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中共湘南特委和中共衡阳地方执委于同日在城郊大黎坑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销湘南特委、衡阳地方执委使用的“王达产”、“丁月生”代号和衡阳文化书社通讯处。２６日，中共衡阳地方执委在草后街王公馆召集紧急会议，各区农会都派人参加，由陈佑魁主持会议，通报了长沙“马日事变”及衡阳近几天来形势聚变的情况。会上决定各区乡农协和党组织立即转移，分散隐蔽。同日经过周密部署，陈佑魁又在国民党衡阳县党部大礼堂召开了各界群众大会，并亲自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向各界人士阐明时局真相，揭露蒋介石、许克祥等反动分子叛变革命的罪行。罗子平等人均发表演说，表示不惜流血牺牲，要斗争到底。接着，在雁峰寺坪还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大会。

５月２７日凌晨，衡阳反动军官俞业裕、县长徐方济、反动士绅廖隽山等按事先预谋，在反动师长李抱冰的支持下，强行解散了农民自卫总队，并捣毁和封闭了县农民协会、总工会、农讲所、职工运动讲习所、蒸湘中学等革命学校和革命团体，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工会、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霎时笼罩衡阳城乡。中共莲湖支部书记曾克家在这一事件中第一个被杀害。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相继倒在血泊中。各地共产党组织暂时隐向农村，继续从事地下斗争，迎接新的斗争风暴。２７日为“沁日”故称“沁日事变”。

三、 组织衡山、常宁农军围攻长沙

长沙的马日事变之后，湖南的共产党人仍在继续战斗。临时省委领导成员林蔚等坚守岗位，并通过交通员与各地党组织保持联系，王则鸣、彭公达分赴湘潭、株州等地，公开出面组织农军进攻长沙的是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

５月２３日，在柳直荀的主持下，在湘潭县城和化坛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湖南工农义勇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整个军事行动。要求各地立即动员和集中工农武装组成湖南工农义勇军，约期分路进攻并夺取长沙。并以国民党湘潭县党部、县农会、县总工会、县学联会、教联会、女联会之团体名义，通电全省各县农民协会、县党部、县总工会。

在衡山，５月２３日上午，衡山县农协和县总工会收到由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领衔，谭玉模、柳直荀副署的电报：“长沙发生军事叛变，希严加防范。”下午，又收到郭亮、易礼容发来的电报：“许克祥叛变，情况紧急，希立即组织兵力待命。”５月２４日，又接到郭亮、易礼容发来的第三个电报，要求组织农军，准备参加１０万农军围攻长沙的行动。省委派出的熊亨翰也来到衡山，向衡山地方执委传达了省委准备组织１０万农军围攻长沙的计划。

衡山地方执委于５月２６日作出决定，成立了以陈新宪为书记，刘爱农、周树屏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集中了部分农军和工人纠察队，以随时待命。

５月２７日，接柳直荀来电，明命衡山农军迅速集结至湘潭县的江畲。衡山地方执委立即作出决定，字以下各区农协，每区抽调２０名队员，加上各字已有的农民自卫队总计人数万名，迅速向县城集结。并派贺尔康率领县农民自卫大队３００余人枪，先期驻扎在与湘潭交界的护湘关，随时准备开拔。

当贺尔康率领的农军抵达第二路指定集结的河口时，湘潭、湘乡的农军已接近长沙。浏阳农军已抵长沙小吴门外阿陀岭，开始与长沙的守军接触。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特派员匆匆从武汉赶到长沙，在农军阵前宣布了总书记的命令：农军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俟国民政府解决，要求围攻长沙的农军迅速撤退。

这个时候，衡山地方执委也收到湖南省委的急电，称：武装暴动进攻长沙，可能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即将回湘处理马日事变，各县武装应停止前进，静候武汉中央来解决。接此急电后，衡山地方执委将在行进途中的农军召回，贺尔康等也于次日回到了县城。

在常宁，５月初，湘南地方执委书记陈佑魁专程到了水口山，召开了党团负责人会议，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的形势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措施。指出我们的工作要跑在时间的前面，要迅速地解除反动的矿警武装，壮大工人纠察队。同时为在衡阳一带成立三个工农师作好准备。遵照陈佑魁的指示，工人纠察队派兵控制了矿警队，夺取长短枪近百余支，装备了工人纠察队。

５月中旬，二区农会在南背岭一带收缴了团防局的枪支，组织起了一支３０００多人的农民武装。

５月２３日，中共常宁县执委召开党、团、农、工、青、妇等组织负责人会议，研究应变措施，要求各地迅速组织武装，防止突发事件。并对区乡农会进行整编，调整了部分区乡的农会干部。

５月２５日，县农会发出密令，“各乡协须赶速预备武装百余农友以便调遣”。全县各区乡农会赶制大刀、梭镖、鸟铳，装备了一批农协会员。当时统计，全县农民纠察队员已达三万余名，工人纠察队员四千多名。

５月２８日，县农会、县总工会接到湘潭发来的电报，称：“各地集中工农武装向长沙进发，平定许克祥叛乱。”全县工农武装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后又接到省总工会、省农协发出的“各地工农武装于三十一日合攻长沙”的命令，迅速集结两千多农民自卫军和水口山工人纠察队于老鸦皂，誓师大会以后，由县农会委员长刘汉之、水口山工人纠察队长涂国钦等率领，分水陆两路，经车江直奔衡阳。途中接到省委下达的农军折回的指示，这支队伍原路返回常宁。

在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下，武装进攻长沙的计划无形消散。衡阳境内衡山、常宁派出的农军悄然折回，其它各地还未来得及动作，即宣告结束。紧接着衡阳发生沁日事变，蒸湘大地处在腥风血雨之中。

四、 大革命在衡阳的失败

“沁日事变”当晚，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以及田兴、吴汉兴、罗子平、陈芬、夏明震、朱石君、曾昭学等特委成员，连夜赶到集兵滩妙溪山上，召开特委紧急会议。会议当即作出了七项决议：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加强团结工农队伍，武装工农；２．以妙溪为据点，巩固壮大妙溪游击队；３．在斗争中壮大党的队伍，发展贫苦农民入党；４．加强妙溪纠察队，把猎户猎枪集中上山；５．与衡山、耒阳、水口山党组织取得联系；６．派陈芬去耒阳联系罗宏，姜敬祥去祁阳联络武装力量，夏明震去酃县联络胡兴昌，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抓紧组建武装；７．衡阳工人纠察队几十支枪现已藏好，待时机成熟即上山，各地纠察队要藏好枪支。会后，派罗子平等农民自卫军、农讲所第二期武装学员兵、衡阳工人纠察队和巡逻总队，分成四队，分赴四乡活动，实行武装抵抗。派总工会委员长王球去南岳，将衡阳事变消息通知屈淼澄。特委和其他革命团体机关的部分同志，在陈佑魁的布置下，转移到南岳山，集合南岳周围的农民自卫队，开展游击活动。此时，陈佑魁将特委机关转移到莲湖中学，旋即转到城郊接龙山。

５月２８日，县长徐方济在寿佛殿（即雁峰寺）前坪召开大会，组建常备队，徐自任总队长。常备队配合反动军队进行铲共、清共、清乡，并委任反动骨干和亲属谢宏华、周寿林、陈栋生、萧康等为支队长，分驻四乡各处和城郊，充当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

６月１日，徐方济又纠合各乡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及城内各行会把头，组成清共委员会。清共委员会组织宣传队和清户队，办理五户连保，十户连结，将查到共产党人的名单分编成册，交到挨户团与常备队拘办。清共委员会把县委、总工会、农会、商会等革命团体的主要干部王球、罗子平、罗楚才、颜瑞、陈卓一列为“五凶”，刘留侯、谢剑峰、邱海岚、刘淼为“四恶”，并将屈淼澄、蒋棣衡、谢球庵、周霭人、吴立刚、周树屏、蒋扶林、莫逆、唐突、雷匀田列为“十小丑”，予以通缉，悬赏捉拿。反革命政变的飓风席卷衡阳城乡各地，各个革命团体机关均遭破坏。城内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员、工农革命骨干倒在反共势力的屠刀之下。

此时，地主豪绅亦纷纷出笼，疯狂地反攻倒算。他们组织团防局等反革命武装，配合常备队和挨户团，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骨干分子。地处偏僻山区的长乐、国清二乡，因信息闭塞，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和４日，农会还分别召开千人群众大会。长乐乡准备办酒席５０桌，已经摆好了桌子。准备在会上镇压和斗争当地的豪绅，伸张农会的权势。正当这两个乡农会会议开得十分热烈之时，当地一些反动分子勾结团防局武装，捣毁会场。长乐乡指导员李振华、国清乡农会干部曹良葵等四个同志惨遭杀害。渣江团防局武装捉住农运特派员严威，把他绑在渣江镇寿佛殿戏台柱子上，先用梭镖狠戳，后又割去耳朵、鼻子，敌人的残忍，使在场人莫不切齿。严威虽被敌人折磨得遍体血肉模煳，几次昏死过去，但仍威武不屈，怒视敌人，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清乡队的头子气急败坏，最后竟公然将其活埋。

６月１１日，茅洞桥恶霸地主全心斋、罗岗陵等，纠集地主武装逮捕了区农协执行委员长陈杰，并在三弓桥举行杀人仪式。桥上坐满了大大小小的团防局骨干分子，十几个歹徒用梭镖将陈杰活活戳死，并将头割下来，挂在桥上示众三天。北乡岣嵝冲的刘云榜、刘云生、刘云扬、刘云咸等六兄弟竟被杀了五个。城福乡被农会处死的大恶霸地主刘卓卿的儿子刘汉强，在当地组织了反动武装，配合清共委员会，捕捉农会干部，抄没农会会员的家财，并将其父亲重新安葬，用枪押着２００多名群众披麻戴孝送其亡父上山，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衡阳“沁日事变”发生后，衡阳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大批革命进步团体被迫解散，一些办公活动驻点被捣毁。衡阳总工会、县农会、农讲所、蒸湘中学等革命团体、学校被关闭，交通要道被封锁，随后，清共委员会组织武装到农村“清乡剿共”。

从５月底到６月上旬，耒阳、常宁、祁阳等地也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事件，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会农会骨干在事变中被残酷杀害。到６月下旬，在衡阳、衡山、耒阳、常宁、祁阳等地就有３２００多名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有的被砍头示众，有的被活埋，有的被乱枪打死，其手段残忍至极。他们当中有中共湘南地方执委委员、衡阳工农商学联合委员会委员长唐朝英，湘南学联第十届总干事、中共湖南省军事委员李汉藩，祁阳特支书记、县农协委员长雷晋乾，中共耒阳地方委员会委员、县农协副委员长黄龙飞，中共常宁县特支书记李佳竹等。此后，衡阳城乡“清乡铲共”愈演愈烈；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何键甚至到衡阳部署驻军，督办铲共事宜。各县均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下设挨户团和铲共义勇队。此后国民党所属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占领耒阳，当天就屠杀参加湘南起义的干部群众１０００多人。衡阳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的蒋啸青及其胞弟两人一同遇难。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四团团长萧觉先被杀害于演武坪，第七师三团团长朱克敏被捕关押三年多后被杀害于汉口。耒阳赤色游击总队总队长谭衷被敌杀害并陈尸示众。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在赴省述职时被捕，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常宁县清乡委员李盛之将常宁农协委员长谷雨亭砍成三截后，陈尸示众，并宣布“不准收尸，让狗去吃掉”。此外，还有王球、刘东轩、刘泰、邝鉛等衡阳著名共产党人均先后英勇牺牲。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衡阳大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惨遭失败。

大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在辽阔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北洋军阀的统治被推翻，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共产党的政治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得到锻炼与提高，日益成熟，在失败的痛苦经历中，为领导革命走上新的复兴之路，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