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组建地方武装 迎接解放军南下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与衡阳的实际情况，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在积极恢复与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一面把工作重心转入城市，大力发动、组织与领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线；一面派出得力的领导骨干分赴农村，在群众基础好的地区，酝酿、发动、领导武装斗争。到解放前夕，武装斗争遍及全境，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各地武装斗争，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在农村的反动势力，动摇了国民党在衡阳的统治基础，分散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支援了解放战争，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衡阳。

一、 建立人民游击武装队伍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及时就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作出指示和部署。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要求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的乡村，应立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凡条件尚未成熟之地区，采取隐蔽待机方针，以待条件成熟。１９４７年３月８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重申“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使得民不聊生，群众斗争情绪普遍增高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的情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湖南的形势，强调各地党组织，一方面要以主要精力继续领导城市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农村的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一方面应隐蔽待机，积蓄力量，创造武装斗争的条件，加紧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准备，选择时机组织武装起义。

衡阳境内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共湖南省工委的部署，从１９４６年起，即着手进行农村游击武装斗争的必要准备工作。一是通过在农村开展以“三抗”斗争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扩大党在农村中的影响，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培养骨干力量，为发动农民参加和支持农村武装斗争，打下坚实的思想、组织基础。二是在党的各县、区（工）委内部，先后配备了军事委员，具体负责武装队伍的组建和军事指导。三是通过派出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乡公所和警察所，控制和掌握一部分国民党地方武装，以便相机策反，为我所用。四是秘密收藏枪支弹药，筹备武器装备。各地党组织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从思想上、组织上、力量上为建立武装队伍，开展武装斗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１９４７年 ７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１０月，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口号，号召全国各地“在本军未到之处，则自动拿起武器，实行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发展游击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１９４９年４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但是，白崇禧自恃拥有桂系主力，勾结广东的余汉谋和湘鄂川黔边绥靖区主任宋希濂，拼凑了所谓“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大军南下，妄想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５月，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迁来衡阳。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衡阳全城，除发生王仲虎被捕事件外，还发生过警备司令部深夜到平智中学搜捕陈剑夫事件，陈乘机走脱后又发生中共党员王豪被绑架事件。５月３０日，因多次在粤汉铁路发动工潮，周炳杰、李茂林被捕。这种形势使中共衡阳地方组织高度警觉，将部分党员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除黄道奇外，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先后还有李楚凡、文传源、陈剑夫、文益谦、罗英、刘剑平从城市派到农村，刘国安继续留在市区领导工委工作。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也相继将原在衡阳市城区的一些中共党员转移到衡阳附近各地，以加强农村的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

１９４９年５月，省工委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院召开有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全省武装工作会议。黄道奇此时已撤离市区，在咸塘隐蔽，后到长沙，接受周礼交待前往牌楼冲领导地下武装斗争的新任务，并与刘国安一道出席了这次会议。省工委书记周礼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明确了湖南党组织今后的任务，强调要利用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壮大党的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在农村要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组织力量，打击敌人，配合解放大军作战。在城市要发动群众护厂、护路、护校，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护工厂、铁路、学校不受敌人的破坏，迎接解放。为了争取中、上层的支持，要加强市区和铁路的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

６月，两衡工委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研究如何贯彻省工委“五月会议”精神。出席会议的有刘国安、黄道奇、刘东安、谭安猷等人。根据周礼的指示，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在坚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同时，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在衡阳周围各县农村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多种形式，迅速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并发动农民反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通过斗争，以减少敌人的兵源补充，阻碍敌军的粮饷补给，挫败其士气，并在敌军驻地周围进行骚扰，以迷惑敌人，牵制其兵力，配合解放大军南下。

从１９４８年开始，衡阳、衡山、耒阳、祁阳先后建立了湘南工委直属武工队、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二、七、九、十一大队和警卫大队、湘南人民赤卫游击队湘衡支队、湘中游击队第五支队（一团队）、湘中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二团队、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边区纵队、湘桂边区湘南人民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游击部队第一纵队、湘南游击队二支队二团队第二大队和第五大队等几十支地方武装，并建立了自己的活动地区。这些地方武装，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鼓舞下，斗争开展得异常活跃，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后方，相机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作战和迎接解放大军解放衡阳。其中湘中五支队一团队和湘游第八大队、第十一大队是经省工委、湘南工委批准组建为党直接领导下几支人数较多，实力较强、影响较大的人民游击武装。

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领导的地下武装，在衡阳县境内的有由龙仲领导、李建元等人组建的湘南人民赤卫游击队和以李建元为司令员、黄道奇为政治委员的“湘中游击队第五支队（一团队）”； 在衡山境内有文益谦领导的鉚南地下武装；在零陵、祁阳一带有严度、郑政椿、陈坚等分别筹建的地下武装。

湘中游击队第五支队（一团队） “湘中游击队第五支队（一团队）”的前身是“湘衡人民赤卫游击队”。１９４７年７月，中共湘南工委书记谷子元来到牌楼冲支部检查工作时，指示该支部负责人刘纯宜着手筹备游击武装，参加人民解放战争； １９４８年 ４月，省工委刘亚球来牌楼冲检查工作，他亲自察看地形，召开支部会议，介绍了华北平原游击队的作战经验，并指示支部从速筹建游击武装。８月，刘纯宜、李建元变卖自己的田产及刘道衡的部分土地，派人到广州买回五支手枪，筹备游击队军粮１００余担，组织起刘光涛、刘庚陶、刘意轩、李本华、左能承、李超、李云青等数十人，伺机打击敌人。年底，又相继建立起贫雇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反内战民主同盟会等群众组织，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后，由支部组织领导，一举夺取了金华乡公所和警察所全部枪支弹药，使队伍得到进一步武装。

１９４９年２月，游击队在木山碓款艱李氏宗祠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公开宣布番号为“湘衡人民赤卫游击队”。刘纯宜为名誉政委，李建元任司令员，刘光涛为政治部主任，刘庚陶任参谋长，下设一、二、三及特务等四个大队；李超任特务大队长，李云胜任一大队长，李朝宗任二大队长，邹芝诚任三大队长。会上宣布了纪律和注意事项：“收缴伪军警枪支要上交；不准打骂群众；不拿老百姓任何东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４月，根据湘南工委的命令，正式编为“湘南人民游击司令部衡阳支队”，对外称“湘衡游击队”，刘纯宜为政委，司令员李建元。刘光涛、刘炜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

５月，省工委派“两衡工委”副书记黄道奇，化名王琦，到游击队任政委，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此时，游击队增设了机炮大队和侦通中队，还成立了第四大队，队长颜学贵。此时，游击队共有２００余人枪。６月，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二支队政委龙仲从邵阳来函，相约与“湘衡支队”到衡邵边界团山沙子塘会师，交流经验并与黄道奇交接党的关系。会师后黄道奇、李建元率队至礼梓山整训，整训后按照省工委的指示，将其部队改名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五支队第一团队”。湘中第五支队（一团队）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宗旨，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司令部下设直属的机枪队、侦通队、武工队、还有一、二、三、四、七共五个大队，主要在衡阳牌楼冲、木山、礼梓、桐梓、思公桥、玩市冲等地活动，一连数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衡阳解放以后，五支一团奉命开赴衡阳黄茶岭会师时，已是一支拥有６００余人枪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会师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为衡阳县大队，投入剿匪反霸斗争。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衡阳县大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暂编独立第四团。

沙子塘会师会上由于意见分歧，一部分人员于会后返回牌楼冲，仍以“湘南人民游击司令部衡阳支队”（即湘衡支队，后经湘南工委批准编入湘南人民游击司令部第八大队）的名义继续活动，由刘纯宜父子负责领导，先设立一个团队，后发展为三个团队，有数百人枪，活动于牌楼冲、金兰寺、库宗桥、金溪庙、溪江、水口、石头桥以及南乡的茅洞桥、三塘、谭子山、代泉亭、菱角港等地。

湘中五支队二团队 湘中游击队五支队二团队是在衡山境内由文益谦领导的鉚南地下武装。这支武装是在１９４９年大军渡江后的５月，由文益谦、文教良、罗英等筹建的。开始只有少数枪枝，通过夺取和收缴保公所及国民党散兵游勇枪枝，改造帮会武装，策动国民党退伍在乡军人参加，部队扩展到１４０余人。先在鉚南、马蹄江、巷子冲一带活动，后横渡湘江转移到河西斗米洲、南岳一带，又收编了该地的一支由衡山县工委策反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康庆耕部队２８０余人枪。为加强对该武装部队的领导，工委书记刘国安于７月初对该部队确定了建制，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五支队二团队，司令员康庆耕、政委文益谦，并建立了党支部，由文益谦任支部书记。

湘南游击队二支队二团队 湘南游击队二支队二团队是在零陵、祁阳一带由严度、郑政椿、陈坚等分别筹建的几支地下武装的番号。严度、王载钦、雷扶超、严固、熊珍生等以抗日游击队留下的人枪为基础，于１９４８年底在零陵重新筹划，以青年学生、贫农为主，以严固为首，组织了武装工作队，后改造吸收了进步人士王平凡的红帮武装，１９４９年９月建立起一支２５０多人的游击队。严度、王载钦他们原是刘国安联系的进步关系，是抗日战争时在东安沦陷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１９４９年５月被吸收参加新民主主义促进社，１９４９年５月至８月分别接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零陵支部，由严固任党支部书记。郑政椿原是平智中学陈剑夫联系的进步学生，建党对象，１９４９年３月回祁阳大忠桥观音滩一带，通过参加祁南大中学生学术研究会等活动，结识了一批青年学生，并通过办新民补习班和新民民众学校，在农村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中进行宣传，发展新民主主义促进社社员。６月，郑政椿、郑飞雄、陈冬龙、郑昌颜等被接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党支部，领导组建起一支有１００多人枪的地下武装。陈坚是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学生，中共党员。１９４９年５月由省工委郑琼、涂西畴经省工委派往祁阳太和堂（今属祁东县）一带筹建地下武装。陈回祁阳后通过办补习班对农村贫苦青年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发展新民主主义促进社社员１０多名，还发展了１０多名中共党员，成立了党支部。从７月下旬开始建立起一支３０多人的地下武装，解放后至改编时共有人枪８０余人。为了加强与统一对上述地区党的工作与地下武装的领导，从１９４９年５月起，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决定派文传源前往零陵、祁阳、东安地区工作，刘国安还对这几支武装确定为湘南游击队二支队二团队的番号。团队下属三个大队：零陵地下武装为第一大队，祁阳郑政椿部为第二大队，祁阳陈坚部为第五大队。并相应地成立了领导机构，明确了司令员、政委以及各大队的负责人。湘南二支队二团队司令员由刘国安兼，文传源为政委，黄启成为政治部主任。所属一大队严度为大队长，雷扶超为指导员；二大队柏荫棠为大队长，郑政椿为指导员；五大队陈坚为大队长，陈剑夫为指导员。

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及所属二大队 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是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１９４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９年夏受省工委和五岭地委双重领导），由湘南工委组建的一支人民游击武装部队。

１９４８年２月初，以谷子元为书记的湘南工委在其所辖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首先在耒阳建立了一支以王来苏为队长的武工队，活跃于耒河南岸。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的大好形势下，经过艰苦、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得到了迅速发展。１９４９年５月中旬，湘南工委在耒阳公平圩召开会议，研究对游击武装统一指挥、加强领导的问题。６月２４日，工委在耒阳大义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谷子元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大群为政治部主任，下设南北两个指挥所。司令部辖１１个大队，一个警卫大队，两个直属中队，共有３５００人枪。在粤北、湘南各兄弟部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活动于湘南１５个县市的广大地区，积极配合南下大军作战，为解放湘南大片土地作出了贡献。其中由武工队发展起来的、王来苏担任队长的二大队系该司令部所属主力部队，先后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少战功。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该队由司令部派遣至安仁迎接人民解放军第一三六师，会师后，接受其配合作战的任务。１０月７日，在人民群众支援下，他们迅速架起了耒河浮桥，配合第一三六师一举解放了耒阳县城，并将顽抗的敌保安团６００余人消灭在桂阳、常宁交界的白沙地区。

衡西武工队及湘南游击司令部第十一大队 湘南游击司令部第十一大队及其前身“衡西武工队”是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领导组建的一支人民游击武装力量。

早在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建立之前，李静容即指示肖鑫回檀山嘴建立武装，同时派刘伟去牌楼冲与刘纯宜领导的武装建立联系。肖鑫、肖远翔等在原来建立的进步组织“真理社”的基础上，由肖元、肖文亮出面，以成立自卫队维护地方治安为由，动员钟武乡乡长刘崇周交出１０支步枪，于６月６日在兴山庵成立衡阳武工队，肖元任队长，肖远翔任指导员。尔后，肖鑫向李万源（中共党员）家借黄金１．５两，购到步枪２０支，短期内使队伍扩大到５０余人枪。继而支部成员肖文亮利用亲戚关系，动员伍光汉兄弟的一支２０多人枪的自卫队，接受党领导，编入武工队。后又买回２６支枪，队伍发展很快，经衡阳工委决定改称“西建部”，伍光汉为大队长，肖远翔为指导员。

７月，经衡阳工委报请湘南工委同意，刘伟撤离牌楼冲武装部队，回到拦垅、谷陂等地活动。此时，谷陂老中共党员刘镇园也发展了五名中共党员，并在刘伟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支武装小分队，活动于衡宝公路沿线；刘伟、肖鑫等人又帮助拦垅的刘宏基及其所领导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建立起一支小型武装。这两支小型武工队，都先后采取河里捞、外面买、私人献钱，向敌人夺等办法，各筹集了一批枪支弹药，仅谷陂小分队一次在衡宝公路上袭击过路的一股敌人，就缴获步枪１０支，轻机枪一挺。两支队伍建立后，于９月中旬经刘伟统一安排，将它们合并为一支队伍，列为武工大队的一个中队，刘宏基任中队长，刘文友为指导员。

８月中旬，衡阳工委在西二区碰头会上，谭新东传达湘南工委指示，将“西建部”正式编为湘南游击司令部第十一大队，建制仍维持原武工队建制不变，大队之下设三个中队。任命伍光汉为大队长，肖远翔为指导员。第一中队由伍尚德任中队长，伍尚亿为指导员（后为仇宁）；第二中队由张翅任中队长（原中队长刘宏基任联络员）、刘文友任指导员；第三中队由肖元任中队长，肖远翔兼指导员。大队共有２６０余人枪。活跃于檀山嘴、台源、长乐、金兰、界牌、渣江、洪罗庙等地，先后给地方反动武装和横行乡里的土匪武装以极大的打击。在岘山寺的一次袭击活动中，就迫使１３名国民党的武装警察投降，缴获步枪九支，轻机枪一挺。当地土匪头子肖伯豪（洪帮“锦宝山”山主）部下有所谓“五虎二豹”。豹子之一的李健成，企图袭击一中队，被武工队抓获，立即枪决，并布告周知，群众拍手称快。当肖伯豪另一股土匪１０余人抢劫沙冲时，武工队闻讯，立即组织战斗，击败了土匪，保护了群众。在衡宝战役中，这支队伍活跃于南岳后山寨子岭、大茅岭和界牌等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袭击白崇禧残部，立了不少战功。解放后，这支队伍由衡阳军分区改编。其中编入军分区直属连１００余人，专区公安处和县公安队各３０余人。

除湘南游击司令部第十一大队外，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还先后建立了如下三支武装。

衡阳东乡武工队 １９４９年７月，在衡阳工委委员张铭三和刘伯禄的领导下，建立衡阳东乡武工队，罗旸任中队长，由粤汉铁路转去的中共党员赵登科任指导员，下辖三个分队，有５０余人枪，战马一匹，活跃于茶艱，东阳渡一带。这支队伍在维护当地社会秩序，保护群众利益，收缴散兵游勇的枪支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解放后由衡阳县二区区中队改编。

衡祁边区武工队 １９４９年７月，中共茅洞桥特支组建衡祁边区武工队，欧芳浦任队长，黄少香任指导员，共有６０余人枪，活动于茅洞桥、小新桥、柞树坳等地。在茅洞桥、黄水坳、硫市坑三次对敌斗争中，中共党员陈运亨、团员唐庆等作战勇敢，陈运亨还被敌人的枪弹打断了右手。通过各次战斗，共缴获敌枪支弹药６０余（支）件。解放后，这支武装被编为衡阳县县大队第四中队。

礼梓武工队 这支队伍是中共礼梓特支书记夏明霍组建的，有１０余人枪，活跃于礼梓乡一带。解放后，全部人枪编入衡阳县７区区中队。

此期，在衡山境内，除鉚南区工委在策反三支游击武装基础上组建的湘中五支二团外，衡山县工委在策反县自卫大队等国民党地方武装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人民行动支队；中共贯塘总支先后策反了两支地方武装；中共岳北总支亦组建了一支武工队。另外还有一支与共产党员有联系的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湘东区司令部。

１９４９年６月，中共衡山县工委建立后，随即根据中共湖南省工委５月初在长沙召开的全省武装工作会议精神，将原县城区支部的策反小组，扩大为县工委策反领导小组，积极策反县内各种反动武装，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策反领导小组成员由胡遐之、谭雪纯、康华楚等人组成。

县工委策反领导小组，首先把策反工作的重点放在由县政府直接掌握的县自卫大队上。谭雪纯、胡遐之利用与罗介凡中学同学关系，派进一批进步学生到地方武装罗介凡的自卫大队工作。他们利用宗族和朋友关系做罗介凡的工作，任务是保护鉚河铁桥，监视反共武装“青年救国义勇十一总队”的活动，待机歼灭之．迎接解放，必要时经过批准，可以打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人民行动支队”的番号。

“青年救国义勇十一总队”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丁香芹及其姨夫罗力平组织的一支较顽固的反共武装。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２日，趁丁香芹离队赴县开会之机，策动罗介凡自卫大队于斋公岭包围“义勇十一总队”，同时利用宗族关系把头目之一的罗力平争取过来，其中两个中队在内部策应，活捉其副总队长，随后宣布起义，打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人民行动支队”番号。经过整训，部队共留下１００余人枪。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三七师收编。

衡山县工委还先后策反了县警察局刑警队、第一警察中队、城区警察所、第三联防区自卫队等国民党地方武装，策反康庆耕第三联防自卫大队。康庆耕是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副书记长兼三联防办事处主任，管南岳至湘江一带地区，把联防区内各乡镇自卫队组成第三联防自卫大队，人枪１００余。康华楚利用与康庆耕的父子关系，讲形势，宣传党的政策，晓以大义，促使康庆耕思想转化，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同意接受地方党组织交给他们保护交通桥梁，支持学生运动的任务，以后起义，全部人枪交给衡山县人民政府收编。谭安猷在南岳领导成立“南岳策反小组”，由中共党员欧阳镇、旷炯、谭玉明三人组成，欧阳镇任组长，当时主要策反目标是游杂武装刘超的“湘东区司令部直属支队”和丁香芹在“反共救国军”的视导组。

湘东区司令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共产党员张森批准，由王强毅在衡山境内四峰山一带组建的。８月１日在将军庙召开扩编会议，正式打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湘东区司令部的番号，王强毅任司令员，蒋达为高参，增派胡灏、刘伟平为副司令员，罗湘?穴罗荣桓胞弟、民主人士?雪为政治委员，下设两个处六个支队。

在湘东区司令部成立之前，衡山县工委策反领导小组对县警察局进行了策反，包括刑警队和城区警察所的４个警察班，在７月２３日同时宣布起义。王强毅的湘东区司令部成立后， 编入到湘东司令部第四支队。经县工委策反领导小组策反的第一警察中队长同时宣布起义，与接受王强毅派令的刘超部汇合，后编入湘东区司令部第二支队。至此，湘东区司令部扩展到１５００余人枪，成为衡山境内最大的一支地方武装。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第一三七师奉命在白莲寺尚德小学，对王强毅的湘东区司令部收编，分别编入该师的第四一〇和第四一一团，王强毅任第四一一团团长，罗湘任第四一〇团副政委。

在祁阳，还有以下几支由中共党员组建或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游击武装。一是与刘国安保持联系的是以赵琦、陆民华、刘文通为主的游击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游击部队第一纵队。省工委“五月会议”后已有相当规模，约７００余人枪。活动在祁阳、衡阳、邵阳边界及新宁、道县一带，当时已是湘南地区较大的一支游击队，１９４９年６月公开宣布成立，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游击部队第一纵队（简称“湘游一纵”），由赵琦任纵队政委，黄振任司令员，彭林生为副司令员，陆民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两个支队，一个独立团。１１月，“湘游一纵”奉令开赴零陵天子地，与野战军某部合编为零陵军分区独立团。合编时，纵队已发展到３０００余人枪。

二是湘桂边区湘南人民民主联军第三纵队。１９４８年下半年，中共党员陈安球奉湘桂边区湘南人民民主联军司令员陈一凡的指示，在祁阳组建第三纵队。到１９４９年５月，湘桂边区湘南人民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简称“民联三纵”）正式成立，共有２５０余人，１００支条枪。陈安球任司令员兼政委。６月，部队通过训练公开活动，主要活动在大忠桥、白水、文明铺、蒋家桥一带。１１月，“民联三纵”接受了零陵军分区整编，被编为湖南省军区独立十九团第三营，整编时约为６００来人枪。

三是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边区纵队。１９４９年３月，张大野、胡铮去香港达德学院寻找中共地下组织，请示组建游击队，通过彭伊洛联系，找到了华南局设在达德学院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明生。得到地下党组织同意后，张大野、胡铮返回湖南，与王佐等人筹建部队。４月５日，王佐带领２０多人利用清明节祭祖扫坟的机会，智取了四望山警察所，成立游击队，暂命名为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支队。５月初，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边区纵队正式成立。胡铮任司令员，张大野任政委，王佐任副司令员，不久兵分两路活动。张大野带领一大队去邵阳活动，后加入邵阳工委领导的湘中二支队。胡铮、王佐带领二、三大队１２０人（枪），留在祁阳开展斗争。中旬，吕慎在零陵、东安地区以帮会名义，组建一支１００多人（枪）的游击队开到祁阳，与祁邵衡边区纵队合编为两个支队。吕慎任参谋长兼第一支队长。下旬，祁阳达孝中学（今祁东一中）教师曹炎率领２０多个师生参加祁邵衡边区纵队并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此时发展到６００人（枪）。６月３日，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边区纵队在黄陂桥遭到白崇禧华中长官公署警卫团第二营及祁阳自卫队的突然袭击。经过几个小时激战，一部分突出重围，但部队损失惨重。副司令员王佐、政治部主任曹炎等４２人阵亡，司令员胡铮等１０８人被捕，胡铮后在祁阳殉难。余部由参谋长吕慎率领去零陵活动。

二、 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衡阳各地人民游击武装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诞生的。除了主体部分是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以农民群众为主组建的队伍以外，还掺杂着一部分通过策反过来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和地方游杂武装，队伍成份比较复杂。为了保障人民游击武装斗争的健康发展，衡阳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特别注重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

一是派党员骨干到各支队伍中去，充实党的领导力量。 从１９４９年５月起，省工委派衡阳工委副书记黄道奇到湘南人民赤卫游击队当政委，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派文传源前往零陵、祁阳、东安地区工作，以加强对上述地区党的工作与地下武装的领导。各地的其他几支主要的人民游击队伍，也都充实了党的力量，使其直接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斗争。党组织和中共党员在武装斗争中，充分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不少中共党员骨干带头英勇作战，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宝贵的鲜血和生命。

二是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注重加强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针对一些队伍初起时思想比较混乱、成份比较复杂的情况，普遍进行了政治教育和组织改造。党组织领导的各支主要游击武装队伍，均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宗旨、原则，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实行政委制，以保证党对武装队伍的绝对领导。一般都是由当地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政委或政治指导员。规模较大的队伍，还专门设立了政治工作机关。如湘南游击司令部除湘南工委书记谷子元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外，副书记何大群为政治部主任，大队配备了正副教导员，中队配了政治指导员。经常性的政治工作渗透在行军作战时的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中。行军作战之前进行政治动员，鼓励大家坚定信心，提高勇气，战胜困难，为人民立功。行军宿营的时机进行简短的形势教育、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纪律教育。翻印新华社消息，党的指示和政策，革命先烈的事迹，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组织大家学习，提高觉悟，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游击习气。几支较大的部队都组织了政工队或宣传队，抓住部队行军、休息、宿营的机会，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政治宣传鼓动工作，鼓舞士气，稳定部队。有的部队还成立了纪律检查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赏罚严明。

许多游击队还通过整训，以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各主要部队，一般都集中训练过一次，有的大队训练过二三次。１９４９年７月底，湘南游击司令部率领所属人员与二大队指战员会合，在耒阳大义乡元家冲曹家村，进行了三个星期的整训，由何大群讲政治课，王来苏做军事示范，通过官教兵，兵教官，和山地军事演习，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８月中旬，司令部又调集了二、七、九大队和警卫大队，在司令部驻地耒阳大河滩狮子岭紫霞仙（佛教丛林）进行整训。通过学文件和诉苦教育等方式，查思想、查作风、查军纪、查斗志，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自我教育。九大队原是由起义的耒阳城区警察中队为基础组成的，在一次作战中，缴获甚多，但部分人纪律较差，群众有意见。湘南游击司令部立即组织他们进行了七天的整训，提高了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和纪律观念，使这支部队的军容风纪大有改进。在保卫永兴城的战斗中，战士们作战勇敢，以较小的代价，俘敌一个组，获得了群众的赞扬。这期间，由政治部副主任雷天一，民运科长曹荣等负责，主办了三期干部训练班，共培训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１２０余人。各地党组织也开展了短期整训。通过培训与整顿，既改变了部队严重缺乏骨干的被动局面，又提高了整个队伍的素质，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三是实行统一建制，统一领导。１９４９年６月，湘南工委根据游击队大量发展的情况，决定建立湘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谷子元，统一领导沿粤汉铁路线的游击武装。在司令部的领导下，先后组织了１１个大队和一个警卫大队，共计３８００多人。其中，第二大队以耒东武工队为基础组成，活动于耒阳、安仁、永兴、衡阳边境；第七大队以收编的湘南挺进纵队为基础组成，活动于耒阳、常宁、永兴边境；第八大队以湘衡游击支队为基础组成，活动于衡西金兰市一带；第九大队以耒阳警察所和三都乡公所起义武装为基础组成，活动于耒阳、安仁一带；第十一大队以衡西檀山咀和将军荡两支游击队合编而成，在衡阳县境内活动，警卫大队以耒西武工队和从二、七大队中抽调的部分人员组成，随同司令部活动。为便于领导和指挥，司令部下设南、北区指挥所：南区指挥所联系郴、资等地的游击队；北区指挥所联系衡、安、耒等地的游击队。在两衡工委领导下，在衡（阳）西以原人民赤卫队为基础，建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五支队（一团队），司令员李建元，政委黄道奇，活动于衡阳、邵阳边境。在衡山境内鉚南地下武装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五支队二团队。零陵、祁阳、东安地区几支武装确定为湘南游击队二支队二团队的番号。团队下辖三个大队：零陵地下武装为第一大队，祁阳郑政椿部为第二大队，祁阳陈坚部为第五大队。

三、 全面开展武装斗争

宣传党的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党组织除加强对各支队伍自身思想政治建设以外，还要求部队把武装斗争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做到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各支主要部队所到之处，一般都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讲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宣传党中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减租减息条例》等党的政策，宣传部队的纪律，张贴标语、布告，鼓舞群众的信心和斗志。同时，在驻地保卫和协助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和减租等斗争，关心群众生活，积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主动为部队搞侦察，送情报，打掩护，输送人力和物力，从多方面支持人民游击武装队伍开展斗争。湘中五支队一团队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的方针，在扩大武装力量的同时，经常将部队化整为零，利用晚上便于隐蔽的有利条件，分头到农民家里挨家挨户进行宣传，有时召开贫苦农民大会，由政委黄道奇、司令员李建元亲自向群众宣传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和土改十大纲领，揭露国民党伪县长陈轻驭制造对共产党的谣言，启发农民控诉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罪行。期间，还没收洪市大地主陈百珊、高汉官僚地主邹文选、湘乡花门楼大顺堂和湘乡财仁堂的两处地主大庄园的财产，就地分给贫苦农民。湘游十一大队在转战西、北两乡的过程中，沿途散发和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告伪军警人员书”等宣传品。衡祁边区武工队散发《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宣传标语。礼梓特支武工队向群众宣传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等等。上述各项宣传活动，为广大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护党的各项政策，积极投入摧毁反动政权、迎接解放的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袭击地方乡警，夺取枪支弹药，武装壮大自己。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指示精神的鼓舞下，衡阳各地下党组织、游击队，都先后机智地夺取伪乡、警枪枝弹药，迅速武装自己，扩展队伍，增强实力。 １９４８年 １２月至 １９４９年元月，湘衡人民赤卫游击队在粉碎国民党县自卫大队和金兰警察所的“清剿”后，便立即袭击了库宗桥乡公所，搜缴步枪１０多支；继而李建元、李超与清潭支部熊元文联系后，又夜袭伪永康乡和长乐乡公所，缴获步枪２０多支。部队由一个大队发展到三个大队。当衡阳警备司令蒋伏生调遣１８０余人枪来牌楼冲进行围剿时，游击队员利用地形熟的有利条件，英勇奋战，迫使敌人败撤。

１９４９年６月上旬的一天，湘中五支一团队获悉国民党一个通讯连从宝庆来衡，便立即在敌人途径的路上设伏。敌人进入伏击圈内，游击队火速出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乖乖投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通讯器材。７月的一天上午，游击队又得悉敌若干军车由衡阳开往邵阳，司令员李建元当即决定设伏缴车，先派两个中队埋伏于古井地段的公路两侧险要处，设防打援；然后由二大队长李超和司令部的袁怀德率１０多名精干战士待机袭车。时至中午，敌三辆军车终于从衡阳方向开了过来，游击队先放过一、二辆车，待第三辆军车出现时，战士们给予突然袭击，经过激烈战斗，全歼了护车敌军，一举缴获重机枪两挺，步枪数１０支，子弹万余发，还有一批军用物资。

１９４９年６月到１０月初，湘衡支队一团队先后在衡宝公路上截击敌新七军军车与过境溃逃敌军１０多次，仅马岭一战，便一举歼敌近１００人，缴获枪枝８０余支，迫击炮一门及一批军用物资。６月下旬，湘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有了统一的指挥，全面的游击战争便如火如荼地在湘南各地开展起来了。“湘游”先后进行的游击战斗达８０余次。二、七、九大队和警卫大队横扫耒阳敌乡公所，先后组织大岭、大义突围，与白崇禧部战于黄狗恋窝、小水铺和承坪岭，１０月，与主力会师，解放永兴、耒阳。十大队经过茅里坪、龙海圩、罗鼓洞、罗家桥等战斗，配合解放军参加了衡宝战役。八、十一大队在祁、衡一带袭击白崇禧部，八大队最后活捉了敌少将司令左大凌。

１９４９年７月，湘游十一大队先后收缴了衡阳县仁义、钟武、乾安、渣江、盐田等乡公所长短枪枝２００多支。

剿灭土匪，扫除反动社会基础，为迎解斗争减少阻力。衡西木山是国民党特务、土匪李春生经常出没，为非作歹的窝点。１９４９年６月，李春生将游击队埋藏在该地区碓款艱的２０支无托枪身挖走，交给反共救国军左大凌匪部，并充任该部连长，以此配合白崇禧的反革命行动。湘中五支队一团队闻讯后，立即决定歼灭这股土匪，命第三大队副指导员常太迪同侦察通讯中队长刘俊，组织 ２０余人的精干队伍，进驻火眼塘（现大安乡）伺机行动。一天正逢火眼塘赶集，李春生公然率众到集上搜括民财。中午时分，他进了一家饭店，游击队员化装跟踪其后。李春生进门尚未坐定，常太迪等人便突然一个箭步上前，将匪首李春生活活捉住，其余匪徒亦无一漏网，当场缴获其全部武器，没收了被搜括的钱财。匪首李春生被押回礼梓山交团部处决，一般匪徒经过教育后释放。按着，司令部又令李朝中率队进驻金溪庙，侦悉土匪头目魏金陔窜回家中后，便将其家团团围住，捉住魏金陔，也押回礼梓山处决了，一并将两个匪徒的罪恶材料张贴各地，人们见了，拍手称快，地方反动势力则受到极大的震慑。

１９４９年８月，湘游十一大队也在一次战斗中，击毙了大土匪头子肖伯豪的“五虎二豹”中的李能承，除掉了一个罪大恶极的惯匪。在衡阳县境内，一时土匪销声匿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人民群众赞扬游击队是为民除害的“土八路”。

配合解放军作战，加速衡阳的解放。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湘南进军发动衡宝战役时，中共衡阳地方组织领导下的地下武装运用各种有利条件，多方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大军解放衡阳广大地区。湘中五支（一团队）在衡宝公路、潭宝公路一带不断袭击敌军，在甘溪冲、城坪冲截击敌辎重汽车一辆，缴获重机抢两挺，步、手枪数十支，子弹近万发，并在白鹤铺地段与白崇禧部接火。１９４９年９月，人民解放军主力进攻永丰（现双峰县）时，白崇禧从衡阳急调其第四十六军一部去永丰增援。此时，湘中五支队一团队正在礼梓一带活动，得悉敌人去永丰增援，便在敌军必经的山谷两侧设伏打援。当敌军进入伏击圈后，两边山上的游击队居高临下一齐向敌开火，打死敌兵６０多人，打伤敌人不计其数，迫使敌人返回衡阳，永丰得以顺利解放。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３日，湘衡支队一团队在牌楼冲与敌新编第七军左大凌匪部进行夜战，缴获敌战马两匹，活捉新七军一个特务长，继而配合解放军四野旅顺二支队进行搜山，生擒匪首左大凌及匪徒５０多人，缴获其全部装备和武器弹药。 湘南二支队二团队二大队与湘游一纵队协同作战，击溃国民党独立师蒋伏生部，俘敌１００多人，配合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第一二〇师解放了祁阳县城。湘南游击司令部第二、第七、第九大队和警卫大队横扫耒阳敌乡公所，先后组织大岭、大义突围，与白崇禧部战于黄狗恋窝、小水铺和承坪岭，１Ｏ月，与主力会师，解放永兴、耒阳。湘南游击司令部第十大队经过茅里坪、龙海圩、罗鼓洞、罗家桥等战斗，配合大军参加衡宝战役。湘南游击司令部第十一大队及其前身“衡西武工队”也是衡宝公路沿线较为活跃的一支游击武装。他们在衡宝战役发起前后，给当地的地主武装及白崇禧残部以多次打击，缴获不少枪支弹药，为主力军的作战以很大支援。１０月初，敌军残部８００余人，窜驻南乡茅洞桥，妄图在那里实行法西斯“三光”政策。衡祁边区武工队侦悉敌情后，迅速报告驻在车江牛头山的人民解放军长春部队，并配合围剿该伙残敌?熏解除其武装，取得了完全胜利。

湘东司令部所辖支队，活跃在衡山南岳及粤汉铁路、湘江、鉚水沿线，将控制地区的粮仓一律查封，乡镇国民党地方武装悉数被解除。“湘游一纵”在祁衡边一带多次出击，堵截国民党溃军，打击地主武装，收缴枪支８００余支，配合大军解放了祁阳县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４日《新湖南报》刊载文章：“在３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中，第一纵队与湖南人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在人民的支援和配合下，经常袭击湘桂公路上白匪的军车……大小战斗２０余次，曾歼匪４００余……”。衡宝战役期间，“民联三纵”组织了曹山伏击战、马江堵截战，共消灭敌军两个连。

从１９４９年春至衡阳解放，衡阳各支游击队，趁机袭击国民党反动军警，积极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共计歼敌２０００余人，缴获六〇炮一门，轻、重机枪１６挺，步枪、手枪数百支，子弹数万发，毁敌车、剪电线，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完成了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衡阳的光荣使命。

在衡宝战役中，各游击部队配合行动，派出向导，接送伤员，押解俘虏，打扫战场，并担负起支前任务。如湘南二支队二团队第一大队在解放大军到达冷水滩时，即将原来的联乡办事处改为冷水滩支前委员会，由王平凡担任委员会主任，为解放军提供他们保存下来的２０多万斤粮食和一些作战物资、包括一列火车厢的汽油，以及解放后收缴的散兵游勇枪支千余件。湘南二支队五大队在祁阳黄土铺、步云桥一带参加清剿土匪，缴收枪支２４０多件，为以后地方治安清除了隐患，受到县委表扬嘉奖。

三、 发动农民投入“三抗”斗争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衡阳境内各县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兵源粮源的重要基地之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强行征兵，搜刮军粮和横征暴敛，以及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加上水旱虫灾，广大农民深受其害，生活十分困苦。衡阳境内多处发生“卖儿鬻女者，掘草根、剥树皮以苟延旦夕者，亦有全家饿毙者”的惨剧。１９４９年５月，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迁来衡阳，推行“空室清野”的野蛮政策，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到各乡、保，企图把衡阳四乡的粮食抢运到广西。黄杰第五编练司令部也下令每甲出一壮丁，组成一支湘南义勇军，以对抗南下解放军。在耒安、耒衡两条公路及粤汉铁路耒阳段内，国民党部署有张淦兵团的四十八军、暂二军等四个军和一个交警总队，这些军队天天要粮、要草、要兵、要夫，急如焚火。耒永安三县当局出动军警到各乡、保征兵、征粮、征税，这些军警每到一处，缴坐催押，除办酒席招待外，还要给一笔象样的“草鞋钱”。“三征”把人民逼上了生活的绝路。广大群众忍无可忍，纷纷自发地奋起反抗，衡阳、耒阳等地饥民自发起来或直袭粮库，或包围县政府，夺取军粮、赋谷。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高度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秘密串联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广大农村中，迅速掀起“抗征兵、抗征粮、抗征税”（有的地方叫“抗征粮、抗摊派、抗派夫”）的“三抗”斗争。

领导开展抗征兵斗争。为了扩充内战兵源，蒋介石下令国民党中央政府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颁布新兵役法，重新恢复征兵，规定１８岁至４５岁的男子都要应征，其中２０岁至３５岁的为常备兵应征对象。国民党湖南省军管区司令部旋即重新组织成立长岳、郴零、邵武、沅澧四个师管区（后改为湘北、湘南、湘中、湘西师管区）及衡阳、邵阳等１２个团管区，进行征兵工作。１２月９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军管区司令王东原、副司令王育瑛等，在长沙召开１９４６年度全省兵役会议，决定厉行征兵。自此直至１９４９年湖南解放，湖南青年被征入国民党部队共１００多万人。随即，衡阳境内国民党当局奉行上方指令，制订具体征兵办法，规定除残废、公职人员和在校读书的学生外，一般每户两丁抽一，三丁抽二，五丁抽三，摊派壮丁名额，以乡、保为单位造具应征人员名册，进行强制征兵（民间称之为“抓壮丁”）。在征兵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口头上宣布要坚持“平等、平均、平允”的三平原则，实际在执行上却是“欺贫、欺弱、欺生”的三欺行为。一些有权势和地主富豪户的应征对象，可以通过金钱行贿或与官吏勾结予以免征，故有“兵无富家子”之说。而绝大多数贫苦老实农民的子弟则难免被抓壮丁之害。一些大小官吏乘征兵之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而不少贫穷农户被强行抽丁，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多应征青年为抗拒充当国民党炮灰，有的被逼得自残肢体，有的男扮女装，有的抛妻别母流落他乡，有的被捕捉关进军营和牢房惨遭毒打折磨半死，有的在押送入伍途中逃跑。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强制征兵的罪行，无不深恶痛绝，恨之入骨。为了加强党对农村“抗丁”斗争的领导，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利用一批中共党员己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分别担任乡长、保长或甲长的合法身份，采取灵活应变的对策，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强行征兵。凡是有党组织或中共党员控制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地方，一般都采取“拖、逃、变、买”等策略，进行抗丁斗争。“拖”，即上面派督办兵役的官吏催兵时，写下“限”字，以拖延时间，应付了事；“逃”，即得到抓壮丁的消息，秘密告知被征对象迅速逃掉；“变”，即把户口册子改变，将男性改成女性，或增减年龄，或拆户分居，使册子上的适龄壮丁减少；“买”，即在确实应付不了时，由保甲筹集粮食或金钱买些有逃跑经验的“飞机兵”去顶替。 １９４７年以后，在党组织控制的区域内，一般也都采取“一顶二拖三躲”，或“一拖二防三顶替”的策略，进行抗丁斗争，尽可能减轻农民的兵役负担。由于各地党组织领导群众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抵制和斗争，使国民党政府的征兵一再陷于被动。１９４９年春，耒阳县双洲一位青年农民因父逝回家治丧，被保长谢立足带乡丁抓住了，中共地下党员谢阶宪带了１０多名农会会员追到半路，把这个青年抢回来，并把保长痛打了一顿。

领导开展抗征粮斗争。衡阳县清潭的党组织发动群众集体抗粮、抗兵。国民党枪兵一来，大家聚众对付，采取“点头应允、摇头拖欠”的办法进行斗争，作到尽量少交或者干脆不交。党组织还与当地一些斗争积极分子联系，让他们深入各村各户，进行宣传发动，帮助群众利用合法的方式，建立“反三征”的斗争阵线。催粮、逼税、抓丁的爪牙一进村，就通知群众一齐出面，软磨、硬顶，让他们收不到税，派不到粮，抓不到丁。在“三抗”斗争中，各地农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衡阳县台源、大胜、谷陂、西渡、栏垅、檀山咀、黄石、车江、三塘等地，加入农会的农民共有６５００余人，是“三抗”斗争中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在他们直接参加斗争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在这些地方没有运走的粮食很少。礼梓特支根据湘南衡阳工委的布置和本地的情况，由夏明霍编写了一个反“三征”的宣传品，自强补习班夏明珂、刘运卓印成传单，在洪罗庙、礼梓山、赛桥、曲兰等地到处张贴，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敦促地方保长、族长认清形势，站到人民一边来。团员夏明信受特支指派，出任礼梓乡五保户籍干事，经常做保长陈伯山的思想工作，使之认清前途，思想有了转变。国民党乡公所派兵向五保催兵、催粮、催税，他常托故避而不见，或是明催暗不动，最后这个保应派补充白崇禧部的十几个壮丁一个未去。分配的粮食也一粒未交。赛桥反共救国军左松波部在各族派款，经左才绪（中共党员）、王少通（团员）做族长工作后也一文未交。茶市支部的刘元忠、刘开晓、刘骥等通过各种关系，将东阳乡粮仓主任、茶溪乡的粮仓主任、清泉乡的乡长一一争取过来，遵照支部的指令将粮仓保护好，凡是支部力量所及之处，敌人要动一粒谷子都相当困难。

中共常宁支部在敌人的“恶征硬拉”面前，发动全县各界人士和各地农民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复讲清：“他们是木船，可以划得走。我们是土船划不动”的道理，发动群众以及一些中小地主并保甲长，以死拼争，保住粮食，守护自己的活路，使“空室清野政策”落了空。他们还因势利导，在全县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丁活动，使反动政府和军队欲筹措兵力和粮草而不可得。谭育民就因鼓动群众抗粮而被关进班房，虽遭到严刑拷打，始终未向敌人透露任何党的秘密，后经营救出狱。

领导开展抗征租斗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着维护独裁统治，缓和农村阶级矛盾，曾颁布过“二五”减租的法令，即农民向地主缴租时，减交当年租额的百分之二十五。这些纸上谈兵的法令并未付诸实行。但鉴于１９４６年春、夏湖南遍地灾荒，特别迫于各地饥民奋起夺粮度荒，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如坐针毡，于１９４６年９月又补发了一纸《补办三十四年度（即１９４５年度）二五减租办法》的通告，企图缓和农民的斗争。通告下达后，农民非但没有得到二五减租，反而受到地主豪绅更严厉的剥削与压迫。许多贫苦佃户都因要求减租，受到地主的残酷迫害。为了维护佃户农民的利益，各地农村党组织领导农民积极开展减租护佃，打击地主反动势力。８月正是地主、族公收租时期。中共礼梓特支利用湖南省长程潜公布的“二五减租、三七核粮”布告，合法地公开地发动农民暂不交租。赛桥农会骨干黄华强曾在清水桥至曲兰一线往返二十余里长的大路上鸣锣高呼：“今年实行二五减租，各户欠租暂不交、欠息暂不还”，为推动这一政策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衡山地方组织针对国民党第五十八军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大肆掠夺百姓，派粮、派款、横征暴敛的反动行径，组织群众开展抗粮、抗暴斗争，不仅挫败了反动军队的搜刮计划，而且给勾结反动军队、号称“五虎十三太保”的当地封建反动势力头子杨氏父子以极大的打击，迫使其反动恶行得以收敛。这个县的贯塘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对抗征粮，还制订了“二五”减租的方案，反抗地主的地租剥削，并通知到各家各户实行。这一来，全村的中小地主和公堂经首不敢违抗，自觉按照农会的通知实行减租。

在“三抗”斗争中，各地农会和农村游击武装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由黄道奇、李建元率领的游击队所到之处，都成立了贫农团，借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对抗国民党地方政府，实行“抗粮、抗丁、抗税”。如礼梓、木山一带均搞得十分火热。华中支部在渣江、演陂桥、长乐等地组织“农民翻身会”与“保农会”对抗，串连群众“抗征粮、抗摊派、抗派夫”。这个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查微还去临武农村与一批民生队员秘密组织“锄头会”，带领群众反“三征”。中共湘南衡阳工委所属各地党支部和武工队，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会，开展抗兵、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车江党支部在衡阳工委委员蒋埙的领导下，安排六名中共党员分别掌握云集（今衡南县车江镇）、普贤（今长岭乡）、城基（今隆市乡）三个乡的国民党自卫队武装。其中云集乡通过策反该乡自卫队长欧阳云雁参加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收缴了这个自卫队长枪３２支、德国造大号驳壳枪两支，赶走了姓王的乡长，使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工作无法进行。

各地党组织还通过办民众夜校或识字班，把周围的群众都吸拢来，也就是吸引到共产党的周围。在夜校通过学文化，讲政治，宣传革命道理，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地方政权斗，同地方顽固封建势力斗。有的地方还用贴标语、撒传单、写警告信等多种形式，警告国民党政府的乡、保长，特别是对那些平日作恶多端的乡、保长，更是指名道姓地警告他们，不要为国民党抓丁、派款、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残害共产党，残害百姓，不思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使得各地的乡、保长在一个时期内，不敢到农民中去征粮、征兵、征税。衡阳农村的三抗斗争在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广大贫苦农民在斗争中的提高了政治觉悟，经济上得到实惠。

四、 领导新闻界开展文化斗争

  衡阳市新闻战线的地下斗争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衡阳地下党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抗日战争时期，衡阳市新闻界就相当活跃，不少进步人士和一批共产党员通过报刊宣传进步思想，在衡阳市新闻界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抗战胜利后，经济尚未恢复，在一片萧条景象中，报业却畸形繁荣。《力报》在衡阳复刊后，又先后出版了《大华晚报》、《建报》、《精诚报》、《中华时报》和《市民日报》、《弘报》等六七种报纸，《市民日报》、《弘报》分别是国民党市党部和市三青团的机关报，《中华时报》是中统特务李运鹏在抗战胜利后将原日本人在雁峰寺下的一家印刷厂为资本办起来的，其余为民办报纸。此外，还有一个不定期的《儿童导报》。出版报纸本身并不盈利，报老板们主要的是可以此为资本，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可以领配给纸，可以领平粜米，作转手买卖，亦属有利可图。再就是掌握舆论这个工具，进行敲诈勒索，最著名的要数１９４７年粤汉铁路英德桥翻车事故，这些报纸的出版，为党的地下工作和进步人士提供了活动的地盘。

一个报社，大小都分为两部，即经理部和编辑部。报老板们都着力抓经理部，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经济收入，所用的人，多为老板的亲信。至于编辑部，有的只要不捅乱子，则过问很少，用人只要总编辑点头就可以了。因为编辑部人员要有较高的文化程度，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比较难找。特别是“价廉物美”的更难找。抗日战争时期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王晨牧、王工、王佑、廖炳辉等仍继续留在衡阳市从事新闻文化工作。这也是党在新闻界开展工作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不少同志就是通过王晨牧等同志的关系进入报社工作的。

新闻工作比其他职业更为优越的是，它可以利用职业的方便，上可接触军政宪特，下可接触三教九流；利用这块阵地可以打击敌人，教育群众。派遣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进入新闻界，以控制和利用舆论工具，是城市地下工作的重要方面。这样，衡阳地下党组织三个系统地下党的同志都不约而同地相对集中到衡阳新闻界。最多的时候，在报社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多达１７人，而且主要负责人都曾在报社呆过，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有黄道奇、张寄庵、李楚藩、张华廉、刘承笃、曹荣，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有谭新东、蒋勋，华中直属衡阳支部的王仲虎、丁亚辛、罗顺楚、肖扬、罗健吾等。特别是华中系统的主要骨干成员几乎全在新闻界，分布在除《精诚报》以外的上述所有报社，并直接掌握《弘报》的电台，为党开展地下斗争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弘报》是三青团的报纸，但编辑部除两三位是进步和倾向进步的人士以外，其余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而《力报》编辑部从主笔、总编辑、副刊、要闻和地方版的编辑、记者直至校对均为中共党员。其中副刊尤为突出。《力报》的副刊从１９４８年初到解放，三位主编都是共产党员；《弘报》的副刊则一直是进步诗人王晨牧和共产党员蒋勋在主编。１９４７年冬，中山大学早期校友邹仲刚创办《弘报》，聘请蒋勋和谭新东任主笔、编辑。同为报人，工作上自当会有接触，衡阳地下党组织三个系统虽然没有横向的组织关系，但都能默契地、互相配合开展工作。这一时期党在新闻界的工作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和活跃，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衡阳市是湘南重镇、军事要冲，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地方一直控制很严。长时期，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如何从这里的实际出发，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党在新闻界采取了广交朋友，发展进步力量，团结多数从业人员，以合法的形式开展斗争的策略，尽量利用所掌握的报社编辑部的权力，从副刊、新闻、通讯标题、社论、文章等方面，抓住一切机会传播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并揭露敌人，打击敌人。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由隶属关系不同的中共党员互相配合，组织和领导了全市报社员工的罢工斗争，迫使当时全市大小七家报刊停办，罢工持续长达１６天，最终以恢复大米折算工价，并提高了底薪而结束。接着成立“衡阳市新闻记者互助会”，为新闻记者谋福利，为新闻出版争自由，作为团结新闻界人士的公开合法组织。通过斗争，发展了进步力量，团结了多数记者，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在控制与利用舆论工具、掌握舆论导向方面，中共地下党员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通过新闻采访，了解国民党的军政动向；利用版面标题渲染事态的发展；以述评的客观面目出现针砭时弊；改变电讯来源，传播新华社的一些消息；在副刊上通过专文、杂文小品宣传进步思想，对黑暗腐败行径进行冷嘲热讽。

当时摆在地下党组织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向广大群众揭穿国民党反动派铺天盖地的反动宣传，揭示事件的真相，透露光明的信息，让读者及时了解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党的主张。１９４８年初，汉口发生美国驻军在该市景明大楼舞厅集体强奸中国妇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当时，《力报》刚刚复刊，便在国民党中央社尚未发稿并力图掩盖这一事件真相的情况下，最先作了报道，痛揭美蒋勾结，鱼肉人民的丑恶行径，使衡阳为之轰动。５月初，又趁“五一”、“五四”两个节日，连续编发了两期专刊，向群众宣传革命传统，介绍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现状。５月５日，又趁马克思的诞辰之机，发表了一篇题为《爱这日子吧》的文章，借题发挥写道：“有人说这日子不好，因为这日子有血，又有人说，这日子不好，因为这日子使人颤傈，于是这日子被遗弃了……然而在将来，这日子将被更光荣地奉还给整个中华民族。”向读者预言马克思主义将在全中国取得胜利。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衡阳《力报》刊登声援“四一”惨案及船山中学学生罢课绝食的消息震惊了反动当局。４月２２日，衡阳《力报》又刊登“声援南京、岳阳惨案及县中学生昨罢课一日，发表告同胞书，痛骂刽子手”的醒目标题的消息，这就大长了人民的斗志，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针对反动派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种种污蔑，各报都先后用各种方式予以揭露和驳斥，其中，１９４９年２月９日《力报》要闻版上发表的题为“中共军队尽傻瓜，请看他们在天津的小故事”的通讯稿，驳斥得最为有力。这篇通讯写道：“由于部队内部事先进行了深入的政策和纪律教育，共军进入天津后，全军上下，纪律严明，天津人民纷纷传颂。某突击队在行过护城河时，大家的衣服都被冰水泥泞所浸透，但没有一人去更换敌军所遗弃的棉衣；某部在看守仓库时，因粮食未送到，部队没有吃食，他们忍着饥饿，没有一人去动仓库里的白面与罐头；某团一连冲进敌６２军的部队时，桌上摆着手表和金饰等，大米饭正发着热气，但战士们除捕捉敌人外，什么也没去动……天津人民到处传颂着这些模范事迹。共军在天津的良好纪律表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２月２２日，该报又发表了“广州来电”说：“北平和平解放后，工商照常营业，并无女人配给”，有力地击破了敌人共产共妻的无耻谰言。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节节胜利之后，蒋介石的败局已定，于是不得不演出一场“引退”的闹剧，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发表了以退为进的《元旦文告》，兜售假和平，炫耀并不存在的“实力”。为了应付反动派，《力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告”和“新年致词”，但同时发表一篇题为《迎接一九四九年》的社论。这篇社论，以充满信心的笔调指出旧势力“正用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企图稳定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基础，挽回其必然崩溃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新生力量却并未‘因死的拖住活的’而阻碍它的发展、成长和壮大”，“旧的赶快死亡，新的加速诞生、成长”，“我们对于１９４９年的展望当然只有乐观和坚定”。与此相呼应，《力报》还在第四版精心编发了一个充满革命乐观精神的“元旦特刊”，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迎春献词》；指出“新春在明白地暗示，死的拉不住活的，旧的扯不住新的”；第二篇是《希望在人间》，写道：“今年希望又回到了人间……然而必须记住，黎明前的黑暗是更黑暗的，春天前的冬天是更加寒冷的。世界上原就没有不需要代价的收获，对于新生的希望的热爱和对于丑恶的铿然一击，是必须毅然决然的”。第三篇《迎向新的日子》则用更加坚定的语言鼓励“大地善良而英勇的子民们，永远不害怕牢狱和枪尖，他们永远在困难环境中战斗，永远在艰辛的道路上展开他们的行程”。这些文章，无异于重磅炸弹，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而在揭露鼓吹“隔江而治”的所谓“南北朝”式的和平阴谋时，《力报）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咬紧牙根，继续努力铲除快要灭亡的封建孽种、帝国主义走狗，务使其不再出现于中国，谁要中途妥协，使即将完成的社会变革功亏一篑，便是民族的罪人”。其文章之强烈战斗性，给每位读者的心灵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在利用报纸开展对敌斗争中，地下党充分运用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不断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５日，《力报》利用中央社播发共产党对和谈的反响之机，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用大字标题，突出地把中共中央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公之于众，引导人们了解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同年５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在《弘报》电台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应山红收到后，在标题上稍加掩饰，便在《弘报》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三青团的报纸居然登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章，这一“怪事”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与此同时，地下党还在《中华时报》上刊出了“五一”特刊，请当时衡阳市的市长蒋默掀写了‘劳动至上”的题词。这个特刊，刚好与该报第三版登的“不准集会结社、不准异党活动”等市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新闻唱了对台戏。这个招待会，市长蒋默掀，警备司令蒋伏生和该报社长李运鹏都参加了。人们想不到，共产党就在蒋默掀题词的掩护下，在特务李运鹏的报纸上，公然地搞起了“异党活动”，这不仅将敌人置于十分尴尬、惶恐的地位，也给广大群众极大的鼓舞。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在新闻界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引起了敌特的注意。１９４９年５月中旬发生了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的中共党员王仲虎被捕事件，《弘报》受到敌人“火力侦察”，《力报》又受到特务搜查。经反复研究，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从新闻界逐渐撤退一批干部，黄道奇为预防暴露，经省工委同意，主动撤出衡阳市并由省工委派往衡阳西乡领导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李楚凡撤离城市，前往永兴，依靠原在该地坚持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启成、邓柏建立新的据点，发展进步关系，开展群众工作和策反工作。张华廉转去东安参加对唐生智的策反工作。此时，留在《力报》社的刘承笃，仍团结编辑部人员坚持报纸的进步倾向，继续从社论、特写、消息等方面含蓄地针砭时弊，揭露蒋家王朝行将彻底崩溃的局面。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的一些中共党员也相继转移到衡阳附近各地，将支部的工作向附近各县延伸和展开，只留下平时不大出头露面的中共地下党员罗顺楚、陈勇为等仍在新闻界坚持工作。王仲虎被捕后，因敌人未掌握实据，经罗顺楚、陈勇为多方营救，被关押了８３天后终以证据不足而于８月上旬释放，旋即转移到黄道奇所领导的西乡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