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杀贼”的南岳僧伽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是如何诞生的？“杀贼”与“学佛”联系一起，与佛教教义到底是相统一还是相违背？在那场惨烈的衡阳保卫战中，僧伽救护队为保卫衡阳做出了哪些贡献？往日“看破红尘、不问尘事”的南岳宗教徒，如何奔赴抗日救亡一线“上马杀贼”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全民族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在那抗日烽火四起的年代，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群众路线这些法宝，调动一切民众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就连看破红尘、不问尘事的宗教徒也挺身而出，他们用血与火谱写了南岳宗教界爱国主义运动的辉煌篇章。

就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南岳区成立30周年之际，南岳区党史地方志办和区委党史联络组联合编撰出版了《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一书，该书用翔实的史料、生动的语言记录了70多年前南岳宗教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佛道赴国难，缘起“游干班”

从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战争进行了15个月。在这15个月里，国民党军队在节节抵抗中从北向南后撤了1800公里，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1亿多中国人沦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白龙潭上方的圣经学校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研讨如何应对第一期抗战节节失利的严峻局势。

会议检讨了抗战以来的得失，提出了二期抗战以运动战和游击战取代阵地战，强调“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会上，蒋介石接受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曾多次提出的建议，正式决定国共两党合作共同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请中共中央派出教官前来培训抗日游击战骨干。

1939年2月10日，人们正在热热闹闹筹办过小年，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教官李涛、薛子正、李伯崇、吴奚如、边章伍及工作人员30多人进入南岳游干班工作。2月15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圣经学校正式开学。来自江南抗日战场的三、四、七、九四个战区和湘、赣、闽、浙、粤、桂六省的近千名学员云集南岳游干班。

筹办“僧青团”，相约打鬼子

由于“游干班”的举办，南岳民众抗日热情高涨，也极大地激发了南岳宗教界教职人员的抗日热情。

当时，以巨赞、暮笳、演文、宝生、空也、灵涛、明真等为代表的南岳僧人，想成立僧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组织领导南岳僧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4月14日，巨赞、演文等5人在福严寺后山树丛里进行了第一次密商，讨论这个团体的名称为“南岳佛教僧青年救亡团”，并推巨赞起草《宣言》和《简章》。后来，巨赞和演文两位法师先后会见了南岳游干班教育长汤恩伯、副教育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陈石经。

叶剑英看了他们的宣言后，不仅倍加赞许，而且关切地为他们指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应该做的工作：“第一，借助广大群众对于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也要他们起来保卫祖国，以坚定其抗战的决心；第二，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论，对信佛的日军进行宣传，使他们知道佛教中所指示的侵略的恶果而厌战反战；第三，联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作反侵略的总动员。”

叶剑英的一番话使巨赞和演文两位法师喜出望外，信心倍增。

4月16日，巨赞见到了来游干班授课的田汉、冯乃超、马彦祥等文化界著名的进步人士。巨赞仰慕田汉已久，于是邀田汉一行夜宿上封寺，就佛门弟子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进行了深入交谈。并商定，一旦日本鬼子打到南岳，就立刻组织游击队进行抵抗。

第二天，大家来到福严寺，邀请田汉为华严研究社的僧学生讲课，号召佛门弟子走出禅房，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周恩来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4月18至19日，周恩来到游干班检查工作，和叶剑英一道多次接见南岳各界人士，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

接见时，周恩来高度称赞巨赞与演文两位法师炽烈的抗日救国热情。他指出：因为日本鬼子这伙强盗侵略中国，僧人学佛就没有了道场，所以要学佛就必须杀灭这伙强贼。而杀贼既是为了保卫国家，也为了保卫你们的道场，这样才能使僧人更好地安心学佛修行。只有把杀贼与学佛两者结合起来，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佛门弟子。如果全国数十万佛教徒都行动起来，那就真正是“法力无边”啰！

巨赞听后连连稽首称是，但演文此时却诉说道：“做一个人，不容易，做一个和尚更难。”

周恩来接着演文的话头说：“做一个人确实不容易，因为人在世上要成家立业，既离不开家园，更离不开社会与国家；而做一个和尚确实更难，因为和尚要成佛作祖，而成佛作祖却是为了慈悲济世，普度众生，同样离不开社会与国家。这就是说，做一个和尚入道容易守道难，守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行道难。”

演文法师听了深表钦佩，也自惭形秽，连忙从殿堂取来笔墨和功德簿，请周恩来题赠墨宝以资纪念。周恩来略加思索，凝情聚气提笔蘸墨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大字以示励志。

这八个大字在僧人中传阅后，引起强烈反响。宛如黑夜中点燃了一盏明灯，给僧人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使大家认识到：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如果国将灭亡，何能保身?身之不保，何能学佛?要上马杀贼，就必须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叶帅演讲，树立救难战旗

不久，南岳游干班政治部主持召开各寺观负责人联席会议，商讨成立统一的抗日救亡组织。

巨赞和暮笳原拟把这个组织定名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但在请教叶剑英时，叶剑英根据佛教救苦救难的教义，和南岳佛道两教共存一山的历史渊源，建议他们将“救国”改为“救难”，将“佛教”改为“佛道”，以弘传教义，团结更多的宗教界爱国人士，共赴国难。

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公推上封寺方丈宝生为会长，巨赞、暮笳为宣传股股长，演文、竹尹（黄埔军校生）为训练股股长，明真为文书股股长，梵舟（即曼慈）为庶务股股长，共同办理日常具体事宜。

5月7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大会在祝圣寺召开。叶剑英、陈石经、黎友民和衡山县县长彭一湖等应邀出席会议。

会上，叶剑英作了题为《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说。他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有一个直觉，就是假使中国亡了的话，全国人民都成为亡国奴，和尚也一定成为亡国和尚，这是无可逃避的现实问题。”

接着，他深刻分析了佛教、道教与其他一切宗教共同面临日寇侵略带来民族危难这个现实问题，并号召大家，“在这样严重的生死线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团结全国人民的力量，不论僧俗，不论手里拿着枪或是拿着经，我们必须将共同的敌人赶出去!”为此，他称赞“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抗战中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演说中，叶剑英诚挚希望南岳的僧道们“团结全国佛道信徒，成为全民族全面抗战的一部分”，为普度众生，拯救民族危亡贡献力量。

叶剑英高亢激昂的演讲多次被沸腾的掌声打断，抗日救亡的烽火在宗教徒心中燃烧。会后，田汉还特地为救难协会的成立题赠了“自从悟彻如来意，又向人间树战旗”的诗句。

开班学佛，法师巧释佛理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一经成立，便积极开展工作，首先是举办“战时知识训练班”。

5月8日，南岳山各寺庙宫观里的70多名青壮年僧人与道士，集中在祝圣寺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战时知识训练。训练的科目有政治常识、佛学、军事知识、救护常识、精神讲话和抗日歌曲6门，每周授课36小时。

其时，明真法师担任训练班的佛学教师。当时少数学员对周恩来在题词中将“杀贼”与“学佛”联系一起，认为与教义不符。

明真法师深入浅出地解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意义就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由此可见在原始教义中，就已提出‘杀贼’这一说法，题词写的‘杀贼’而不是‘杀人’。现在正有一伙日本恶贼，在大批杀人，只有把杀人的恶贼杀掉，才可以救出大批的人，这就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出家人只出了家，没出国，出家人同样要爱国。所以说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爱国”。

明真法师这番解释，说明了杀贼与学佛的因果关系，使学员心明眼亮，斗志弥坚。另外，他拟写的“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坠地狱”等标语，让大家交口称赞。

除了佛学，周恩来还把八路军高级参谋薛子正调来南岳任军事训练教官，向青年僧道们传授操练、擒拿、格斗、战地救护和防空常识。这个灵光百里的佛门净土，不但有了往日的梵呗之声和木鱼声，更添了威武雄壮的喊杀声和抗日歌声。

6月12日，培训结束。佛道救难协会将这些学员组成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由巨赞、演文和暮笳、绍贤分别率领，奔赴衡阳、湘潭、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佛门狮吼，僧团宣传抗日

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到达湘潭那天，正遇上敌机轰炸，全城烟火弥漫，一片混乱。他们不顾自身安危，施舍救治被炸伤的市民；在长沙时，他们头顶烈日，脚踏芒鞋在街头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普遍与社会人士接触，动员和组织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长沙佛教青年战时训练委员会，举办超度阵亡将士法会，出版壁报等。

他们不畏烈日，不怕劳苦，没日没夜地奔走在大街小巷，被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之为“和尚兵”。

南岳佛教流动服务工作团深入到西南大后方，沿途散发传单，张贴“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坠地狱”一类结合佛教教义宣传民族气节的标语，并创办了《佛青特刊》和《狮子吼》月刊，结合佛教教义宣传抗日，在佛教史上写下了绚烂的一页。

6月30日，南岳佛教流动工作团满载第一次出征衡阳的收获回到南岳。由邹韬奋和柳湜主编的《全民抗战周刊》，于1939年第83号发表了暮笳法师撰写的《炮火下的一群僧青年》，全面报道了这些佛门弟子如何组织起来奔赴抗日救亡第一线，以及这次出征衡阳的成果。香港一家报刊并将其译成外文予以发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暮笳还把《狮子吼》寄给周恩来，向他求教。周恩来肯定了《狮子吼》是一本积极进步的刊物，为国家民族发出救亡图存的呼声。

其时，田汉还赋诗一首赞道：锦衣不着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跌坐竟忘归。

保卫衡阳，僧伽大显身手

说起衡阳的抗日故事，不得不提到衡阳保卫战。期间，以方先觉为军长的第十军，以1.6万余官兵与军事实力强我数倍的11万日军展开殊死搏斗，从1944年6月23日至8月8日，历时47天。

在这场惨烈的保卫战中，衡阳城中还活跃着一支由青年僧人组成的僧伽救护队，他们多次带上药品和器械，冒着炮火纷飞、弹如雨落的凶险，为负伤战士包扎伤口，用担架抬着他们去医疗点救治……组织训练救护队的正是茗山法师。

茗山，武昌佛学院研究生，师从近现代中国佛教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太虚大师。1938年夏，他来到南岳祝圣寺佛学讲习所继续攻读佛学，先后历任福严寺知客、花药寺住持、衡阳佛教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944年，茗山以衡阳佛教会名义，集中大部分青年僧人在花药寺连续举办了两期僧众救护训练班，请专业人员为学员讲授医药常识和抬担架、扎绷带等课程。不久，衡阳保卫战打响，茗山命克禅和尚为首组成衡阳僧伽救护队，开赴战场。这支救护队与全城官兵一直坚持到最后。

衡阳沦陷后，花药寺附近建起了一支武装游击队。得知他们准备去袭击日本侵略军，虽然寺庙里的和尚十分清苦，但深明大义的茗山带领全寺僧人节衣缩食地支援他们。不仅如此，茗山还向游击队表示，愿意出人协助他们作战，当游击队出征袭击日寇时，他就亲自率领经他训练过的僧伽救护队一同前往，进行战地救护工作。在战斗中，有的游击队员腿脚受了伤，行走不动，便由僧侣们轮流背着返回驻地。回营后，对伤员的疗伤照顾工作，也多是由僧人出力。

舍身救国，“僧兵”上马杀贼

衡阳沦陷期间，救难协会工作团的佛青年，很多换下僧装，穿上军装投奔抗日战场“上马杀贼”，不少人为之壮烈殉国。

理妙法师——以僧人身份为掩护刺探日军情报，被俘后惨遭挖眼割耳，英勇就义

理妙法师是第一个报名参加南岳游干班（第二期）的南岳僧人。结业后，他被分配到第九战区所属的第九十二军第八十二师。考虑到他是一个佛教徒，又在南岳游干班受过专门训练，师部安排他重新穿起僧装，在离岳阳不远的一座寺庙挂单，以此为掩护，伺机刺探日军行动的讯息，获得了大量日军情报。

不久，理妙法师的谍报人员身份被敌人察觉后被捕。日寇要他供出与我方接头之人和接头地点时，他始终闭口不答。敌人恼羞成怒，竟残忍地将他双眼挖掉，双耳割掉，就义前他还强忍着剧痛，不住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理妙法师牺牲后，巨赞法师痛哭了一场，专门写文发表在他所主编的《狮子吼》月刊上。文章指出，理妙法师为反抗日本侵略者而遭挖眼割耳，“堪比释迦牟尼为救野兔而舍身割肉的仁义之举！”文章还号召广大僧青年踏着理妙法师的血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俊修沙弥——参加游击队炸死、炸伤日本兵4人，被俘后惨遭杀害。

1944年，南岳上封寺来了一支抗日游击队，打算暂驻于此进行休整。石廪峰北面双峰寺一位法号俊修的沙弥也参加了这支游击队，随队伍一起或出征或操练。9月的一天凌晨，一队日军突然偷袭南天门、上封寺，战斗中他拧开手榴弹盖，当场炸死、炸伤日兵4人，帮助上封寺的游击队安全转移，但他自己却因寡不敌众被俘，最后惨遭杀害。

事后，游击队的同志找到了他的遗体，就将他安葬在高台寺的右侧，与著名的罗念庵松永同千秋。

克祥、普忠、心光等僧人——参加游击队，中伏后突围时克祥受伤残疾，普忠、心光英勇就义

日军偷袭上封寺事件发生后，上封寺僧人普忠、克祥也联络一批僧人下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不时地骚扰和打击敌人。一个多月后，他们还分别当上了中队长。一天晚上，他们带队伍去渣江附近偷袭敌人的一个据点，因事先不慎走漏了风声，中了大批敌人的埋伏。在奋力突围时，克祥被子弹击中左臂，落下了终身残疾，而普忠和另一法号心光的僧人被敌人俘虏，最后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了。

智圆和尚——南岳沦陷后，立誓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

在那段烽火年代，还有一些年高德劭的长老，发愿与敌势不两立，充分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爱教情操。如上封寺住持智圆和尚，在南岳沦陷后，立誓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乃只身遁迹于岳北深山幽谷，除草缚竹，架棚自居，茹草嚼雪，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光复后，《衡山青年报》以《南岳智圆和尚与敌不共戴天，堪称佛门模范》为题，发表通讯，向社会推介。湖南省政府感其气节可嘉，赠予“浩然正气”、“翊教卫国”匾额，以资褒扬。

像理妙、俊修等僧众的例子数不胜数，还有如佛青年周亮1941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后在第九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部任中尉书记；在上封寺受戒的碧吾和尚，俗名马阳德，亲自组织了100多人的游击队，活动在衡山、湘潭一带，沉重打击了日寇，后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弥陀寺的慈光和尚、广济茅庵的清传法师，为了掩护前来避难的百姓，先后被日寇残忍杀害……

经历血与火的洗炼，南岳造就了一大批“又向人间树战旗”的爱国僧人。其中巨赞、明真、茗山均担任过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还是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唯一僧人代表。而很多僧人战史辉煌却默默无闻，直到《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一书问世，他们的事迹才为世人所知，享誉中华大地，彪炳佛门史册。

2011年，全国首批37家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授牌，其它36处均为某一处的寺观教堂，而基于南岳衡山在抗战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宗教界人士的突出表现，南岳衡山所有的寺庙、宫观被整体授予“全国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