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衡阳人之伍云甫：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

伍云甫（1904-1969），字松青，曾用名伍永福、左兆贵、吴兢生、王耘。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阳县（今衡阳耒阳市）人。参加了秋收起义、湘南起义、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等，是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电台的奠基人，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署秘书长、卫生部副部长。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弃教从戎，配合工农革命军攻克耒阳

1904年7月14日，伍云甫出生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阳县城厢区松茂堂村一个教师家庭。其父伍如春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与毛泽东同学。那时，毛泽东才20岁，风华正茂，广交朋友，胸怀大志，以图报国。而伍如春已经35岁，虽与毛泽东关系还不错，还被称为“伍大力士”，但考虑到尚有妻儿老小，并未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这也是其一生的憾事。此后，伍如春以教书为业，伍云甫自幼随父读私塾。

1920年，伍云甫高小毕业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受蒋啸青、张秋人等进步教师影响，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成为湖南三师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毕业后，伍云甫回到家乡耒阳，先后在县立第一高小、县立初级中学任教。此后，他被选为耒阳县教职员联合会执行委员，同时兼任耒阳县总工会教育科科长。

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伍云甫脱产到县总工会工作，不久任总务处处长，再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驻耒阳农运特派员，同时任耒阳县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中共党团书记，伍云甫参与领导发动全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大革命失败，他与邓宗海重建中共耒阳县委员会，于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任中共耒阳县委秘书长、一区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随后，伍云甫还创办了县委机关报三日刊《耒潮》，担任总编，喊出“拿起刀枪,为烈士报仇”的口号。同时秘密组织农民游击队，开展地下武装斗争，响应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1928年1月，伍云甫率耒阳游击队参加湘南起义，配合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攻克耒阳县城，随后他担任中共耒阳县第一区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大力发展党组织，动员组织农民武装配合部队作战。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他坚持率农民自卫军独立团斗争，从事游击活动。

▲毛主席与伍云甫握手

■组建通讯部队，勇斗分裂分子张国焘

红军无线电通讯队伍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期，红军并没有电台，通信、联络全靠步兵或骑兵传递。1930年以后，红军的作战形式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过渡，原来的通信手段已无法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党中央决心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队伍。

1930年，伍云甫辗转到了上海，被组织派去参加党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以培养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队伍。伍云甫开始与无线电打交道，他深深懂得，这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在上海赫德路一所亭子间里，他化名吴兢生以学习商业报务技术的名义参加了无线电训练班。伍云甫每天清早起来，就直奔机房，一学就是一整天。手指头都按得红肿起来，他咬咬牙，硬是坚持下来，很快地掌握了收发报技术。

▲1931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驻于此。这里造就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批无线电通讯兵

1931年1月，他被调到中央苏区创建无线电通讯部队,带领其他同志筹集器材，选调人员，白手起家，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通讯大队，完成了同上海党中央电台直接通讯的任务。1932年，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通信处政治委员，后任中央军委无线电总队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信局党总支书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信局副局长，成为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

1934年初，伍云甫任中革军委第三局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通讯工作，参与领导了红军通信工作的建立和发展。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他背着电台率领总台人员和数百名通讯学校师生跟随部队行动。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伍云甫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三局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红军兵分左右两路北上，为了加强对左路军的领导，毛泽东派伍云甫率一通讯电台到张国焘处工作。不久，张国焘另立党中央的企图败露，后发现是电台走漏了消息，便将责任归咎于第一电台台长罗若遐，准备伺机报复。后来，张以迟缓发电报为由，将罗关押拷打。伍云甫闻讯严词责问张国焘，并连夜找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详细汇报情况。在他们的干预下，张国焘只得把罗若遐放了。在朱德、刘伯承领导下，伍云甫想尽办法保障了红一、二、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联系,为红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胜利会师起了重要作用。

▲伍云甫（左一）、徐海东、朱德、林伯渠、叶季壮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留影

■招收进步青年，稳固抗日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主力于1937年8月25日改编为八路军，并决定在西安市七贤庄一号设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这是八路军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毛泽东在延安亲自点名由伍云甫出任第一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与时任中共中央驻陕党代表林伯渠同志搭档，按照党的政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从事抗日统战和联络工作，参加营救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为延安抗大、陕北公学招收大批进步青年。

伍云甫同林伯渠出色地完成了联合各界人士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招收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并将延安干部转送到全国各地，为抗日前线和陕甘宁边区采购、输送抗日物资等。

在此期间，他带领办事处的同志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红军西路军1500余人被青海马家军俘虏后编成“新兵团”送往河南补充国民党军，运兵车刚到西安，伍云甫就去向大家传达党的关怀。后来，在他和林伯渠的努力争取下，这批红军战士终于重返抗日阵营。一个化名“马克志”的特务，冒充八路军干部，到处破坏抗日，诱骗奔往延安的爱国青年改变行进路线，伍云甫派人到渭南将其抓获，押送延安公审后处决。

1941年秋，伍云甫回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银行副行长。1942年春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43年7月调延安党校工作。1945年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946年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秘书长兼党组书记,通过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向爱国华侨、爱国团体、友好国家争取募集了大批药品和救济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1947年后，先后任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兼直属机关党总支书记等职。

▲培兰斋，中共耒阳县委机关旧址，伍云甫曾在此创办《耒潮》

■力促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并登上国际舞台

1949年4月、5月，南京、上海先后解放，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广州，红十字会总会主要领导人都离开了总会，总会中下层员工为求生存，要求解放军宁、沪两地军管会接管，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沪代表则以红十字会的中立性为由予以阻止。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决定将红十字会总会由南京、上海搬至北京；接着指示卫生部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共同筹划改组工作，由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负主要责任。

伍云甫将一切筹备就绪后，于1950年8月2日将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候选人名单连同《中国红十字会会章（草案）》送请周恩来审定，总理即于8月3日审阅，并对“会章”（草案）作了部分修改。8月4日改组会议隆重召开，从此中国红十字会以崭新的形象登上国际舞台，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进入国际组织的人民团体。中国红十字会在改组后的头几年做了不少工作，如组织农村医防服务队、治淮工程医防服务队、抗美援朝医疗服务队等，对保护农民健康、工人健康、志愿军战士健康以及青少年学生健康都发挥过很好的作用。

同时，在社会救济福利工作中，他认真清理和改造旧社会遗留的机关，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影响。在领导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中，按照“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和党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国际救济、协助外国侨民回国、遣送战俘等工作，促进了中国人民同各国红十字会、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了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他先后出席了第十八、十九届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为恢复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合法席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常委。“文革”期间，他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7月25日在北京含冤病逝,终年65岁。1979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的临终遗言是：“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